◇ 杨书欣

1991年秋天，我刚读初三。

那时国家还没有实行双休，学校功课抓得紧，每周六傍晚从学校回家，周日早上带了干粮和一周的生活费，就匆匆赶往学校。一周七天，我只在家待一个晚上。

在学校吃饭用粮票，打菜则用钱，中午的肉面条、卤面不仅需要粮票，而且要额外加两毛或者四毛的现金。每个周日的早上，母亲给我三块钱作为一周的开销。

升入初三后，学几何需要圆规，而我没有圆规，总得等有圆规的同学画好圆后再借着用。我很想对母亲说，再给五毛我就也可以拥有一支圆规了，就也可以想什么时候画圆就能什么时候画圆了。然而，当母亲问我钱够不够时，我脱口而出的是，够！

五毛钱，需要母亲的五只母鸡一天的功劳，或者，需要母亲拿菜园里的十斤韭菜去换。我知道每周母亲从口袋里摸出的三元钱是怎样省吃俭用从牙缝儿里挤出来的。

但圆规我不能没有，相反，它在强烈地吸引着我。它，等于自尊，等于时间，等于成绩，它巨大的价值驱使我必须拥有它。

那就节省吧——凡是带荤需要加现金的饭菜不吃。就这样，到了周末，从家里带来的馒头虽被我吃光，但粮票和钱还有剩余。我仔细数数那一张张皱巴巴的毛票，还剩一块四毛钱。这样，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从一块四毛钱中数出五毛，跑到学校旁边的小卖部里，买了一支普通的铁质圆规。

中午，在去食堂的路上，一个摆着各样书报的书摊吸引了我，里面有我很早就渴望的《三国演义》下册。上册我看过两遍，那是哥哥用一本武侠小说从他同学那里换来的。

摊主是我一直佩服不已的赵苑舒老师，河南诗词学会会员。我弯腰拿起那本《三国演义》，问他：“多少钱？”

“这些都是旧书，你给一块钱算了。”赵老师的一条腿有些跛，他用一只手按在那条病腿上，另一只手接过书本，看了看定价。

这个价钱要比书店里的新书低很多。我摸了摸口袋里的九毛钱，很是不舍。但还是不甘心，放下书后，我问：“九毛卖吗？”

赵老师看我一脸诚恳的样子，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如获至宝，但是接下来的吃饭却成了问题。我在心里祈求着，饭菜千万不要加钱，然而，我的愿望像许多时候一样，总是落空。因为是周末，食堂师傅怕剩饭，卖的只有卤面，一份卤面除了需要四两粮票，还要加四毛钱现金。

我没有吃午饭，上周日来学校时带的馒头已经在前一天吃完了。那个中午，将近两个小时的午休我没有睡觉，饿着肚子，我睡不着。肚子饿得并不像有些文章中描写的那样“咕噜噜”直叫，而是疼得难受。快到上课的时候，我跑向学校外田野旁边的一处高地，举目眺望几里外的村庄。村庄的上空，丝丝缕缕的烟雾在慢慢飘着，哪一缕是母亲的炊烟呢？

走下高地，我想寻找一块遗落在田野里的红薯或者别的什么能吃的东西，然而，刚刚播种过麦子的田野，除了被拢得笔直的田埂之外，空旷得连一片绿草也看不见了。

初三毕业后，我考上了师范，那支圆规，一直陪伴我读完师范。师范毕业后，我登上讲台成为一名老师，那支锈迹斑斑的铁质圆规，我一直舍不得扔掉。有一天，当我看到一个像我当年一样贫困的学生时，我把那支圆规送给了他。

那位学生几年后考上了大学，他给我来了信，信中写道：“老师，您送给我的那支圆规，我一直珍藏着。因为它不仅仅代表着一种期望，更代表着一种精神。”我读着信，想起当年自己饿肚子的情景，泪水不由得掉落下来。

那本《三国演义》，我读了好多遍。教每一届学生，我都会利用课余的时间给他们讲一些三国故事。讲到动情处，当我把书中的精彩部分准确地背诵出来时，讲台下的学生总是惊讶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时，我会不失时机地说：买一些好书认真读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