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仁义

民谚说“过了腊八便是年”，腊八一过，小年一过，大地上就传来了新年由远及近的足音。“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这时候学校已经放了年假，孩子们书本一扔便操心起了过年这些事。惊险刺激的炮仗，一年难得几回闻的肉香，马上就能穿在身上的新衣服，在心中推演了一遍又一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家家户户孩子普遍多，孩子们盼过年，大人们愁过年，一入腊月就开始为过年而焦虑。作为父母都希望把儿女们打扮打扮，穿新衣过大年，但因为生活拮据，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鞭炮肯定要买，肉一定会割，但过年能不能穿新衣服却不一定，这要看经济状况以及身上衣服的新旧。往往老大、老末占便宜，新衣裳老大先穿，穿不成了，老二“捡破烂”。最小的孩子羽翼未丰，在大人面前受点偏爱正常，当哥的、应姐的即使心有不悦，但在父母亲朋“要得好，大让小”大局观的教育下，姿态还是有的。也有埋怨大人偏心的，自己若不愧疚，愧疚的就是大人。

衣服有厚薄、内外之分，一家人的棉袄、棉裤，这些属于内穿的，样子笨些，但图个暖和，包括单鞋、棉鞋在内，这都属于针线活，应娘的都能拿下。而过年要添置的新衣就不同了，它属于外衣，说“驴屎蛋，外面光”虽不好听，但作为门面工程，该讲究就得讲究，裁缝这就上场了。

那时候街上少有服装店，大人小孩的外衣都是从缝纫店里挑选布料，然后通过裁缝的巧手量身定做。除了年下，平时几乎没有做新衣服的机会。最喜欢被父亲领进缝纫店了，往裁缝面前一站，抬头、挺胸、伸臂、收臀、踮脚，量腰围、胸围、腿长、臂长、肩宽，想到未来几天将要“黄袍加身”，不由得闭上眼睛先自我陶醉一番。量体裁衣的裁缝嘴可真甜，夸俺长哩排场，还说新衣裳一穿更帅，听得俺心里美滋滋的。

外衣套在棉衣棉裤外面，不大不小。等天气渐暖后，外衣单穿，又宽又大，而这样的效果却是大人们想要的。手里钱始终不够花，孩子们又长得快，衣服大了好啊，正好可以多顶几年。啥时候穿着合身了，这件衣服基本也就穿废了。

过年穿的新衣裳，过了腊八就得去扯布，裁缝量过、布上记下名字，就回家候着了。赶年集时，路过缝纫店门口，一定会“顺道”进去打探，即使没做出来，也闻了布料味。人家是按先后顺序做的，急也没用。新衣服终归在“二十八，贴花花”那天盼来了，但在大年初一早上之前，也就套在身上试试，顶多院里扭摆一圈，不等大人说就脱了，板板正正压枕头下，睡梦中又闻到了熟悉的布料味。

我们兄弟仨的过年新衣，总是这个人添件上衣，那个人添条裤子。中间有几个年，父亲破天荒地把我们几个从上到下都给“武装”了。连当年流行的皮帽子也有了，上穿军绿迪卡面料“中山服”，下身蓝色斜纹裤，脚上穿的是娘熬夜做的灯草绒面儿、带气眼、穿鞋带的棉靴，“人是衣裳马是鞍”，穿上新衣的我们甭提多神气了，父母脸上立刻便有了光，那几个新年，主要是节前卖了猪，有钱谁都会任性。

父亲给自己添了一件“中山服”，又给长年围着锅台转的母亲添了一件红上衣。父亲的衣服几年难得换一件，缝缝补补，补补缝缝。他有专门的下地衣裳，“中山服”是留着出门穿的。

大年初一清早，我们早早穿上新衣，迫不及待地奔向院外，和小伙伴比谁的新衣更漂亮。那些没穿上新衣的玩伴，任凭我们千呼万唤也不出来。平时最调皮的孩子也变得斯文起来，生怕弄脏了新衣。

那时候的衣服颜色极单调，男的绿蓝灰，草绿、军绿、墨绿，藏蓝、天蓝、湖蓝，暗灰、炭灰、银灰；女的红蓝紫，朱红、深红、桃红，粉紫、浅紫、葡萄紫，上身下身就那几样，纯色搭配，翻来覆去。女生的上衣肯定是大红大紫，虽然也是又宽又大，但领口设计成了洋气的“闪领”。我们男孩子的上衣，就是大人“中山服”的缩小版，大口袋设计得真好，可以装捡来的“瞎子”炮。都怪大人不让我们放炮，那好吧，我们就私心一回，希望他们放的“两响炮”多点“一响”，不争气的那一响，就是我们的了。花炮炸开了花，我们的小脸上也乐成了花。

新衣服才上身时娇滴滴的，怕弄灰、怕沾油、怕老鼠啃，但这样的爱惜持续不了多久，就被不良习惯无情碾碎。鼻子冻得乌紫，胳膊顺势一抬，袖口从左至右，从右至左，一抿一抹，自自然然，鼻涕瞬间消失，一段时间后袖口就成了剃头匠的“鐾刀布”。母亲把棒槌抡得老高，衣服洗了，牢骚也发了，“新衣裳穿到身上真是糟蹋，穿啥也不衬”。

母亲嫁过来时，父亲没有置办缝纫机，家里缺了这一“转”，被她唠叨了一辈子。没想到不几年工夫，就连乡下的街上也开了服装店，集上、会上、网上都可以选购，春夏秋冬，各种款式，应有尽有，她也早把缝纫机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

过去，白毛女的父亲杨白劳，实在太穷，买不起新衣，过年就扯了根红头绳，给喜儿扎起来。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日子越过越红火，大人小孩平时穿的衣服和过年新衣并无二致，再不用缝缝补补又三年，然而我却始终忘不了那个苦难而温馨的童年，忘不了那时候过年穿的新衣服留下的布料味，那是真正的年味。又是一年新春到，让我们一起学会感恩、珍惜、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