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运明 文/图

清末及民国年间，豫西石破天惊地蹦出一个个血气贯顶的蹚将刀客，白朗、樊钟秀、老洋人张庆、金宪章、王老五、崔二旦、李老末……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因不堪忍受压迫遂揭竿而起，以朴实、从容、豪放、洒脱的风格，纵横山川大地。

他们侠肝义胆，不屈不挠，激扬着农民起义的正义与公道，但也掺杂着暴戾恣睢与血腥残忍。在传统英雄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一群体留下诸多佳话，为西部壮史增添了厚重一笔，也是中国近代史无可回避的一页。他们的故事被传承、颂扬，2015年“白朗起义故事”被列入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同时，樊钟秀、老洋人张庆及蹚将行话、隐语、歌谣等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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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英雄起四方”

1975年的冬天，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11座秦墓，并在第11号墓里发现了一大批秦朝的竹简，统称“云梦竹简”。 竹简共1100多枚，内容以秦代法律、文书为主，另有《编年记》等，云梦竹简对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有着重要的价值。

竹简《南郡守腾文书》里有“恶吏”“知而弗举”和“养匿邪辟之民”的记载。如何处置“邪僻之民”？赴秦当客卿的韩非主张靠法令和刑罚来惩治违法之人，整肃风气。他给秦王举例道：现在有个不良少年，父母对他发怒，邻居对他责怪，老师对他谆谆教导，他都不曾改悔。但州部官吏拿着兵器来搜捕“奸人”，他马上感到恐惧，从此改正了自己的行为。秦王接受了他的建议，一方面迁徙“不轨之民”、“豪富”去南阳、咸阳集中管制，一方面以重典酷刑收治新冒出来的不法分子。

继秦而兴的汉朝以“禁网疏阔”著称。这种政策虽可缓和社会矛盾，但也极易导致容奸受恶。

汉武帝登基前后，出现了职业性复仇集团和杀手，几度遭受沉重打击，终究历经400年而不衰，引起众多史家的注意。两汉时期大批强人卷入械斗仇杀活动，主要在关中和南阳、河内、颍川。

东汉倾覆后的中国，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频年战乱使社会生产处于凋敝状态，强民得以大批滋生和生存。

从唐朝覆灭到宋朝建国，其间的“五代十国”，兵燹不断，社会动荡。这些反而为“乱世英雄起四方”提供了条件。大大小小的强人团伙不失时机地向政治舞台进军，竟至出现了市井强人当皇帝的局面。

明代的强人主要有光棍、打手、健儿、讼师与闲汉等，其活动花样众多。除此之外，还“棒槌”、“槁子”等称呼，“光棍”一词是官方对强人的通称。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强人活动更加空前活跃。如光棍、山棍、讼棍、神棍等，这些人行为放荡、心狠手辣，名声很差。清代的“光棍”定义十分广泛，敲诈、诈骗等无赖，也都称为“光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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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带的“蹚”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大国，每遇战乱，大批农民四下逃难，如赴边陲、入蛮夷、浮江湖、进深山、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东南亚）等等。

蹚（注：tang，第一声）字有“蹚水过河”之意，即在较浅的水中行走。豫西一带天灾频仍，当地百姓多有外出逃荒的习惯，遇到灾年，男人会携家带口外出，由于没有现成的路可走，豫西人便把外出称为“蹚路”。引申开去，到社会上混人物也叫作“蹚”，如“蹚光棍”。在社会上混得好就算蹚得开、有本事；混得不好就叫蹚不开，指光棍没蹚成，打不开局面。

“蹚”字与“将”字结合则有了新意。“将”者，将领之谓也。蹚而为将，便有了流民变作民间武装的含义，推而广之，豫西也就把民变武装统称为“蹚将”。“蹚将”和“梁山好汉”属同样性质，与历史上出现过的“绿林”、“赤眉”、“响马”、“刀客”一脉相承，如山东响马，关中刀客。

蹚将是自明末至清朝，延续至民国年间的一种匪文化，是军阀混战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以当时的宝丰、鲁山、伊阳等豫西南数县为中心。这里土地贫瘠，十年九旱，为改善水利条件，提高抵御天灾的能力，百姓常年在山上挖沟、筑堰、垒石、砌坝，这些人多是木匠、石匠、铁匠、泥水匠等，他们集成股杆，称作“蹚匠班”，一班称作“一杆子”，举荐耿直公道的人做“杆头”，出外联系活路、分发工钱、处理纠纷等都由“杆头”负责。清末民初，宝丰、鲁山、临汝等地有蹚匠班成百上千杆，当地人称作“蹚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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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蹚匠”到“蹚将”

在《鲁山县文史资料》29辑中，有一篇齐国文的《蹚匠班》，作者在开头写道：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工作也一直在农村，对农村的事情比较熟悉。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他们年轻时上蹚匠班如何出力，如何辛苦，如何自找乐趣。

文章讲到，古时候，人们为了躲避战争和灾难，从遥远的地方迁移到深山，重新开荒种地，安家落户。那时山区人烟稀少，这儿一户，那儿两户，居住分散，繁重的生产劳动全靠人力进行。春秋时期，为了联合力量，有效地开展生产，伟大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墨子倡导创建了“蹚匠班”这个互助组织。

所谓班就是由多人组成，蹚匠班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以刨地、锄地、收获为主要任务组成的临时生产组织。人员多少不固定，三五人、五七人都可称为一班；今天你参加，明天他参加，人员的多少主要看主家农活的多少，活多就多找几个人，活少就少找几个人；工作时间也不固定，多为一两天或两三天。人员组织有两方面，一是谁家用人谁家找，需要用谁就找谁；二是啥时间、需用多少人，只要给有威信的头人一说，让他帮忙张罗。干活时也都有班头负责，组织人员上工、下工、休息和监督干活质量等。

蹚匠班以互助劳动为主，也就是劳动力之间互相帮助。农活关紧时，今天我给你家干活，明天你给我家干活，后天再到他家干活，这种干活形式也叫换工。个别也有卖工的，就是家中劳力较多，自家农活不是太忙，抽出劳力给别人家帮忙，被帮忙者按工付给报酬。

蹚匠班的人干活很用劲，也很细致，时间抓得也紧。谁家使用蹚匠班，谁家得管饭，饭也家常，没有什么标准。早上玉米糁子稀饭，中午大米稀饭，稍微稠一些，晚上稀面条，但是顿顿都有馍，馍是玉米面杠子，有时再掺点菜，叫菜馍。每个玉米面杠子都有一斤多重，每人每顿得吃一个到两个，喝两三碗稀饭。每顿的菜更是简单，都是自家种的倭瓜、豆角、萝卜、土豆之类，清水煮菜，放点盐，有咸味就可以了，油都吃不上。蹚匠班的人大都年轻，且劳动量大出力多，因此饭量也大。

豫西蹚将与墨子创建的蹚将班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尚需进一步研究。民国年间，由于蹚匠班做活儿的地方多是穷山恶水，天高皇帝远，盗贼土匪出没频繁，手握大刀、纵横自如的土匪生活使匠活儿处于淡季的青壮年不免心头发痒，所以，他们时不时参与一些较轻的“匪活”，以至于有了“明蹚匠暗匪股”一说。

这些人多因不堪忍受贪官污吏土匪豪绅压迫、苛捐杂税盘剥等而揭竿，对平民百姓不掠不劫，甚至还拿出抢来的财物予以周济。同时这些人多头裹巾帕，颇似旧时武将，于是，人们逐渐把“蹚匠”叫成了“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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蹚将中的英雄文化

英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防线，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长城。对英雄的历史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是孕育英雄、激发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凝聚民族感情不可或缺的文化土壤与内生力量。没有英雄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没有英雄文化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灵魂的，缺少英雄文化的国家和民族也是无法诞生英雄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英雄文化的强弱兴衰，对一个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国楼说：中原英雄文化有其显著的特点。第一，中原是中华文明起源最早的地区，在早期文明阶段，中原已十分盛行英雄文化。第二，中原曾长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中原英雄人物众多，英雄文化丰富多彩。第三，历史上的中原又是战乱、灾害多发地区，因此，特殊时期又造就了许多典型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文化。第四，中原的英雄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因此，中原有着浓厚的崇尚英雄、讴歌英雄的大众情感和精神传统。

从战国时代到民国年间，中原地带一直都是军阀混战逐鹿的战场，也造就了不少英雄人物，从治水神工大禹、哲学大师老子，到志行高洁的庄子、变法图强的商鞅、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民族英雄岳飞、抗清名将史可法等，近现代史上仍不乏英雄人物，同盟会会员张钟端、共产党人好榜样彭雪枫、人民英雄杨靖宇、爱国名将吉鸿昌等。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也对这种充满英雄主义的匪文化颇感兴趣，他在小说《红高粱》中写道：“高密东北乡是土匪猖獗之地，土匪的组成成分相当复杂，我有为高密东北乡的土匪写一部大书的宏图大志，并进行过相当程度的努力——这也算是先把大话说出来，能唬几个人就唬几个人。”

清末及民国年间，随着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豫西南地带民变组织一度兴盛。起初，多是为反清而起势的蹚将杆子，鲁山、宝丰较有名的就有申白毛、党中义、刘家宾、丘汝林等。但各股人数不多，参与者白天种地夜晚集股从事反地主豪绅的斗争，势力不大。各股的活动内容起初限于干些“拉票子”（劫人）、“喊银子”（要钱要粮）等为了生计的事情，后来普遍提出“打富济贫”、“平均地权”的口号。

在辛亥革命后的30多年间，杆子队伍的发展达到顶峰。从武昌起义之初嵩（县）、伊（阳）的王天纵、丁同声、关金钟、张治公、柴云升、憨玉琨等相对较大的刀客杆子集团，到反对袁世凯及其军阀的鲁（山）、宝（丰）白朗的“抚汉讨袁军”起义武装、老洋人张庆的“河南自治军”和樊钟秀的“建国豫军”三个数万人的蹚将武装集团，以及孙世贵、王太、崔二旦、李老末等十数个万余人或数千人的杆子队伍。他们的活动范围，涉及豫、鄂、皖、陕等省的广大地区，对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有些杆子对社会和生产造成了破坏和损失，而有些杆子则对历史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1947年以后，一些杆子追随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人物故事正好契合了中原的“英雄文化”，其劫富济贫的形态也体现了被中国人视为最高精神情感的“义”字。作为近代以来有一定影响力的英雄人物，蹚将们的故事不仅在民间流传，而且被写成戏剧、歌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传承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