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初写的不是这个题目，是《晚报三十年》，后来改掉了，因为全国的晚报那么多，还是直接说《平顶山晚报》好一些，读者一看就清楚明了，不由得也为她欢喜了。

说得确切一些，《平顶山晚报》三十岁的生日，是2024年1月1日。

我读《平顶山晚报》的时候，她还是对开的四版，且也不是自己订的，不是不愿意，而是订不起。于是，想门儿到村里的小学或村部里找，人家说：“你看了，就不用还了。”我嘴上说着“那会中”，心里却想“不还，就更得劲了”。后来，认识了鲁山县城的孙来运老师，他是做酱油醋的，却爱文化，弄文史，写散文，比做生意还用心，家里书多不说，《平顶山晚报》更是年年订、天天读，就送我不少书报，我就美不中了。

读得多了，心眼儿也开了起来，想着人家都能在副刊上发文章，咱试试不中？就写了一篇《丑娘》投去。一天我去村卫生所，那先生笑着说：“我读这篇文章，开始没看名字，越读越有味，心想是谁写的，一看竟是你，写哩真不赖，可中。”

拿了先生送的报纸回来，我仔细一瞅，编辑竟是张黑吞老师。我在《平顶山日报》副刊发的《背天》就是张老师编的，还发了个头题。后来，张老师又编发了我的《丑妻》，又占了大半个版面。这对一个农民来说，是有大激励的，让我在农余，就更爱读书了，以至于这习惯在以后也影响了我的儿女们，就是读好书、做好人。

1999年，我的一篇拙文获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征文一等奖，还进京领了奖，鲁山电视台录了像，陈海和孙来运两位老师写我的新闻还上了晚报。其实，我知道自己的水儿有多深，能获奖就是瞎撞瞎碰的，但上了电视，且登了晚报，心里也怪美气的。

2016年，我到一所乡村小学代课，教的是五年级语文，我上课，先给孩子们读读报刊，其中就有晚报。他们特别喜欢这个环节，说听听新闻，听听文章，这一节课一点都不累，都听到心中去了。下了课，孩子们把报纸拿过去，说听了，还想再看一遍。

2019年，我的拙文《二哥的新家》在“学习强国”上发表，晚报编辑徐老师联系上我，希望有文章了投给晚报。我是个好听话一听就来劲儿的人，就给徐老师投了不少。徐老师没有烦过，把那些半成品改了，发了出来。

编辑朱老师跟我联系时，总是说：“看到赵老师的稿子，就很喜欢，还期待您的大作。”我听了，羞愧得很，别说大作了，小文也不是，况且哪儿就是老师了？今年给晚报投了一篇《他有一颗红色的心》，发出来时，标题改了，拉杂的语句也删掉了，就比原文凝练了、好读了。

晚报的编辑老师，我至今没有一个见过面的，电话或微信上，我表示感谢时，他们总说那是他们应该做的，编辑就是为读者、为作者服务的。

编辑老师没见过，我倒是见了晚报记者胡耀华老师多次。他在夏天里和农民学者马昶红老师来访，还掂了两个大西瓜，笑着说：“便宜，好吃。”我要切开，他却说要喝山泉水，他是晚报人，也是山里人。喷着喷着，天就黑了，他还要回城里，连汤也没有喝上。又来，却是秋老虎发威时，乡亲们的庄稼受野猪的祸害，他听我一说，就说“我去”。我说这天热哩很，您别来了，我发些图片给您。他说：“那会中？”大中午，我俩和乡亲们拱在玉米地里，他抹着汗说：“新闻跟小说不一样，不到现场可不中。”

他把我也喷到了晚报上，还不止一篇，他说：“我愿意和哥喷喷。”

人有三十而立，晚报也立得中。每一个晚报人，都在坚守一种信念、一种精神，晚报怎能不深入人心呢？

我爱着晚报，也爱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