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元（四川南充）

父亲的来电一瞬间点燃了我的愤怒——明显的道德绑架。他说：“你上点儿心，这是关系着咱祖祖辈辈几百年的大事！”

我有些发懵。一时没注意回复的措辞和语气。我说：“有啥大不了的事，你急成那样！”父亲一听更上火：“啥子不是大事？你必须抽空回来！”

因为担心感染新冠病毒，我已经独自在酒店住了三天。那天，担心的事终于“尘埃落定”。我发烧了，浑身乏力，肌肉酸痛，声音沙哑，在床上辗转反侧。父亲竟没听出我前后的反差，还让我回家。

老家那个房子，似乎是卡在父亲喉咙里的鱼刺。有任何风吹草动，这刺就往肉里扎深一些。父亲告诉我拆房子的人后天就来了。

这么快就拆？父亲说：“不是，先丈量面积。这个关键得不得了，他们如果少量了，这房子就值不了几个钱！”

房子拆迁的事，父亲不止一次打电话给我。一开始，他听说高速公路要从家门口穿过，还挺兴奋，一个劲儿表达他的不可思议——我们这旮旯都会有高速？后来听说老家房子在红线内，开始整夜整夜失眠。房子是根，自然万般不愿搬离。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后，又担忧赔偿起来。“别人家的砖墙房子值钱，我这个土墙房子也不能被欺负。他们乱来，我就和他们闹！”

我震惊父亲的说法。一辈子老老实实的他，见人还未开口先红脸。这样的豪言壮语，自然是他在想象中表达出的愤怒。这愤怒是他的“武器”，只有愤怒，才能让他觉得自己不是好欺负的人。

我知道父亲想“利用”我，在他眼里，我才是他手中足够强大的“武器”。

父亲一般是不会把他最后的底牌打出来的。一方面，他没有使用我这个“武器”的方法。我反而会劝慰他。拆迁工作必须支持，你儿子作为党员干部，家里人更要带头服从，人不能贪。父亲常常没等我说完，就暴跳如雷：“我哪是贪？该得的一分不能少！”

想起当年自己在乡镇工作，为搞基础设施建设，遇到不少困难。显而易见的好事，干起来却极为艰难。后来反思，一切都是因为利益和立场。

静下心来，觉得还是不该向父亲那样说话。他不找他儿子找谁呢？他几乎从不找我办什么事，最多每周打个电话，感冒的时候总有点矫情，想让我回家。但他的心里，总觉得有人欺负他，这时就需要我的劝慰。当然，很多他认为受欺负的事，我自然有不同的解读，我戏谑他：“没占便宜就是吃亏啊。”

隔了十来分钟，我给父亲打电话，和颜悦色：“老爸，我给镇上领导打电话了，他们一视同仁，会处理好。”

老爸“嗯”的语气透着不爽，听我这么一讲，马上放松下来，“真打了？怎么说的？”

我说：“测量有原则和方法，他们知道怎么办。”

父亲一怔：“你能回来就回来，不回来我自己想办法。”

过了两天，一大早，父亲的电话又来了。他欲言又止：“他们说要给几包烟和一些辛苦费，丈量时就可以多一些！”

我问：“想买几包什么烟？”

父亲说：“中华，一条。”

我一愣，“那给多少钱？”

父亲说：“一个人两百。”

我给父亲算账：“这下一千不就出去了吗？”

父亲说：“管他呢，不能吃亏！”

我不敢相信父亲会使用这样的“武器”。我断然反对：“他们敢收吗？要知道，这样的事违背廉洁纪律！”

父亲说：“你莫管。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夜间，烧有些退下去的时候，我给父亲打电话，问白天丈量的事。父亲的语气有些尴尬：“我该听你的话。”没等我接话，父亲又说：“他们量的面积，和房产证上的差不多。我亲自量了一遍，也是一样的。”

我“哦”了一声。原来，父亲起了一个大早，跟着测量队到各家各户拉皮尺，但父亲还是忍不住发牢骚：“他们态度好得很，就是把人当猴子玩。房子面积都量得紧紧地，然后把那个雨棚，加了三个平方米。”

我笑了，跟父亲说：“没有给房子多量面积，要不我帮你把东西要回来？”

父亲一下子就急了起来：“这个千万莫！”

我听见母亲在一旁大声说：“没有送，没有送！”

我久久没有放下手机，我担心父亲使用最后一个“武器”——和母亲在那头又悄悄干上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