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昌之

有人读了一辈子书，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终其一生却碌碌无为；有人读书不多却成就赫赫伟业。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辅佐赵匡胤成就大宋王朝的宰相赵普，自称“半部论语治天下”。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读书？什么样的读书方式才是最有用、最有效的？

我的体会是：读书当如锻刀，百炼终成利器。

这利器是什么？就是一套适合自己的科学思维方式。而读书应以思维方式为核心展开，直到把思维方式变成一种可以熟练运用、出神入化的利器，如同庖丁手中的刀。只是这把刀不是一次性锻造，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在读书与实践中，在知行合一中，千锤百炼而成。

正是这样的读书方式，为我“炼”就了一把称手的“刀”，从而在新闻写作上斩获颇丰，也在此后的咨询策划中深受其益。这把“刀”的核心材料便是系统思维。

我与系统思维的缘分和一个人分不开，他就是我在原平顶山师范时的一位老同事——葛老师，一位上世纪60年代在国内便颇有名气的诗人。因为同样的热爱，在教研组里，我们走得最近、交流最多。一天，他拿给我一套书，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辑的一套文艺评论集，这套书带给我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不只是因为书中全新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背后的方法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特别是系统论。透过这本书，我突然意识到方法论的重要。自此，这套书成为我改变思维模式的最初范本，记不清看过多少遍。此前，我也曾写过不少文艺研究文章，投给报刊大多如泥牛入海。当我运用新的方法思考、写作，成效很快显现。一篇关于新诗创作的长达万字的论文竟在《诗刊》社主编的《未名诗人》杂志分上下两次刊发，在其他刊物上也多次刊发文艺研究文章。进入平顶山日报社之后，我运用系统论方法，又写作了一系列关于地方报纸文艺副刊发展以及新闻策划的研究性论文，相继在《新闻与写作》《新闻爱好者》等刊物上发表。

系统论方法的实践让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一个人的能力不仅在于学问是否渊博，更在于能否拥有一套科学高效的思维方法。数十年来，与系统论、方法论相关的书籍总能引发我的热情和探究。如果说钱学森前半生献给了国家“两弹一星”事业，后半辈子则献给了系统科学。他为我国系统科学、系统理论的研究推广，做了大量工作。他的大量著述将我的系统思维引向一个更高境界。在不断阅读修炼之中，我逐渐形成自己的系统思维方法。

这套思维方法带给我什么？

是关注树木也关注森林的眼光，是解剖“细胞”也解剖“机体”的能力。

在做记者期间，我先后报道了一大批颇具影响的重大典型，几乎每年都有作品获奖，至今仍感到欣慰的是三次获得河南省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其中，报道许乃同的长篇通讯还被改编成8集电视连续剧在央视播出。在经济日报时，一篇报道石龙区治理煤矿安全的长篇通讯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时任秘书长华建敏亲临平顶山考察，并将石龙区的经验推向全国。

这些作品为何能够产生较大影响？离不开系统思维。

典型的价值取决于他所依存的社会大系统。只有当典型报道能够有力回应社会大系统面临的重大问题时，才可能成为重大典型。这就要求记者不仅要把典型人物作为一个系统去认知、去研究，更要把他所依存的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去认知、去研究，从中发现那些重大问题，把典型人物或典型经验作为答案去回答这些问题。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环节不能忽略，就是党和国家的宣传导向。如果说社会问题是靶心，典型报道是子弹，宣传导向则是准星，三点一线，一击而中，便是好新闻、好作品。

任何事物有长必有短，系统思维也不例外。它要求运用者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更大代价，进行大量案头研究，将报道对象作为一个系统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否则将无法把握系统整体及问题的关键。这和现代职场、特别是新闻工作所要求的快速反应、倚马可待必然发生冲突。当然，它还有其他一些不足。因而，单纯的系统思维是远远不够的。

2004年，进入智纲智库后，咨询策划工作对思维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懂得系统思维，还要懂得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结构思维，并要掌握大量思维模型。这就促使我不断拓展方法论的阅读视野、研究视野，对思维方法的研究也有了全新的认识，要像庄子笔下的庖丁那样：好之以道，进之于技。而最有效的思维方法应该像这样一把刀，道术一体、兵剑合一，哲学思维、系统思维构成刀柄刀身，策略思维、操作之术则构成刀刃刀尖。刀柄刀身要硬，刀尖刀刃要利。这样，才能像庖丁解牛那样“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

古人有这样一副对联：壮士腰间三尺剑，男人腹中五车书。笔者以为，改改更好：且将腹中五车书，化作腰间三尺剑。这当然不是寻常之剑，而是用道法术锻造而成的思维之剑。倘有此剑，又在读书与实践中千百次淬炼，定能如杜甫笔下公孙娘子手中之剑，“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