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汐汐（河南平顶山）

“即使在死后，我也能继续写作。”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预言再度成真。不久前，作为生日礼物，我收到了这位已逝作家的最新作品——《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2018年5月出版）。

这本书，如同一缕金霞，穿越30年时光，用44篇访谈实录，照亮一个鲜为人知的杜拉斯。书中多篇访谈都是初次以文字形式发表，关于法国文坛，关于文学、电影、戏剧的全能创作，关于私生活，杜拉斯所谈之处直言不讳，“人们所掩饰的，我要像在阳光下一样把它写出来”。

本书从1962年开始编织她的足迹，当时她刚因电影《广岛之恋》声名鹊起。随着70多部著作和她拍摄的“十九部电影”陆续面世，她面对媒体的态度，从顺从模糊，变得自信张扬，有时还有些挑衅，甚至展示出强硬姿态与冲撞。这些未经雕琢的、漂浮不定的、不断重复的、含混矛盾的、自我推翻的对话，勾勒出一幅变动的杜拉斯自画像。

从她口中，我窥见她丰富而传奇的一生：1914年出生于法属印度支那，父亲英年早逝，母亲冷漠偏执，大哥暴虐嗜赌，小哥哥懦弱无能，18岁回到法国，有一个被关进集中营的丈夫和一个因战争死去的孩子。支离破碎的原生家庭，殖民地的异域风情，挥之不去的贫穷苦难，纷纷在她笔下重生，她的灵感源泉“除了童年，再无其他”。

“我喜欢爱情，喜欢去爱。”少女时代跨越种族深沉而无望的湄公河之恋，战时与丈夫、情人不可思议的三人同居，晚年与小她39岁的男同性恋者惊世骇俗的爱情乐章……诸多情人像翻腾的海浪，激荡着她的生命和写作。

访谈中，她声称自己“没有私生活”。我想，大概是因为她把生活让渡给了作品，把经历转换成了文本。1984年，自传体小说《情人》在她的笔下流动而出，她从先锋作家一跃成为“公认的大家”。“我一直追求的流动的写作，在这本书中实现了。”流动式的写作是杜拉斯自我承认的风格，即“没有指向，游走于词语的波峰，转瞬即逝。它永远不会打断阅读，不会越俎代庖”。而这种风格早有预兆，1963年接受采访时，她就在普鲁斯特的影响下，拨动了酝酿的琴弦。

贫穷宛如绿色的苔藓，缠绕着她的生活。“钱”频繁出现在她的作品里，还有象征财富的“黑色的汽车”“网球场”“游泳池”，成了她“导演的执念”。她将初恋也献给了钱——十五岁半时，湄公河渡轮上27岁的中国阔少，她“爱上了他的钱”。直到《情人》出版，这位70岁的龚古尔奖得主才觉得“钱来得很容易”。她对别人改编她的书“几乎没有一点好感”，但她依然放手让让-雅克·诺将《情人》改编为电影，“那纯粹是为了钱”。

这个精力旺盛的斜杠女神，写小说、戏剧、电影剧本，并亲自改编和导演，将它们搬上舞台或大银幕；写《副领事》时，她中途放弃了五次，甚至“就此出了一张唱片”；在电影《卡车》中，她首次作为演员，尝试“演绎自己的作品”……

她的真实人生远比其作品生动好读。这本书扯下她那庞大的面具，让她顺着时间的溪流漂浮而下，停泊在我的心头。提到她，我想到的不再是《情人》那个“无限沧桑在其中”的开篇，不再是情欲、绝望、暴力和死亡。我知道她舞技高超，喜欢旅行，爱看电视，擅长料理花草，做得一手好菜；她痴迷巴赫，也听鲍勃·迪伦，遗憾“没有成为音乐家”；她没有把床铺铺好就无法写作，痴迷于“妓女、疯子、罪犯”这样的边缘角色；她加入过法国共产党，“懂事起就成了共产主义者”……

她讨厌标签，拒绝被分类，不愿被模仿，否认属于“新小说派”“女权主义者”阵营。这个叛逆恣意的女人，毫不避讳在公众场合谈论自己和小哥哥那几近乱伦的感情。她偶尔也会玻璃心，会被评论的箭头所伤，“不能接受别人不喜欢我的书”。

她记仇又毒舌。她的小说《劳儿之劫》曾被一份大报的评论扼杀，“我绝不原谅。每次这份报纸向我约专栏我都会想起这件事”。她diss新小说“是一种文人故弄玄虚的错综复杂”，diss存在主义导师萨特“他那不叫写作”，diss批评家们“根本生活在蒸汽机时代”，diss痴迷歌剧的人“装”……

从她的岁月里飘来的云朵，把色彩挥洒于我的天空，让我的心随之波动：我看到她和早逝的小哥哥跑到暹罗湾对面的大山，在丛林里猎杀鳄鱼和黑豹；看到她眼皮低垂，吸着茨冈烟，小口小口喝水；看到她喝上一杯威士忌，然后“坐在桌前，把纸涂黑”；看到她用烈酒和红酒自杀，数次入院接受戒酒治疗，从“酗酒的酒鬼”变成“不喝酒的酒鬼”，连一根朗姆酒味棒棒糖都不能吃；还有她那副耽于逸乐、过早被岁月摧残的面孔，富有感染力的笑声，著名的沉默……

我想，我一定会去一趟西贡。跟着杜拉斯的文字地图，行走于那些故事开始的地方。我会穿梭在“混乱喧闹的街市”，欣赏“四四方方的梯田”和“金灿灿、红彤彤的大道”。在咖啡馆“露天的大阳台上”，喝一杯鸡蛋咖啡，触摸“银灰色的朝阳”和“满月时分热带的天空”。在湄公河上那相逢又告别的渡轮上，感受异域“那种溽热”，眺望当年杜拉斯眼中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