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道德与商业利益》的判断是准确的：对于市场社会的争论不再是是否应该拥有，而是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市场社会。对此，作者将其分解为更细致的问题，例如：1.政府应该在何种程度上介入和调控市场？2.最好的财产权制度及法律制度的背景是什么？3.在市场上，政府应该提供何种社会保障或其他福利项目以保护其公民免于遭受不幸？4.哪些东西可以被出售，哪些不能？第四个问题，本书最为关注。原因在于，它涉及市场的范围。

以接发和假发为例，这些人类的真发通常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穷困妇女，她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卖掉“她们珍视的财产”。头等舱的乘客可以使用一条独立通道优先登机，有些航空公司也在出售这条快速通道，18美元即可排在其他人前面，提早登机。

这类商品和服务，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吗？《道德与商业利益》并不这么认为。以作者的理论，我大约可以想到其辩护的理由：第三世界国家的穷困妇女卖掉头发，这种“她们珍视的财产”，至少可以获取一笔收入。对买卖双方而言，可谓各得其所；花钱购买快速通道的服务，也同样如此。

作者认为，确有物品不应该被交易，但原因在于，人们本来就不应该拥有这些东西。比如，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向路人出售一台半价的二手iPad，路人问他是否偷来的，他说“是又怎么样？你到底要不要？”这是，多数人会认为，购买这台iPad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并非iPad不能被交易，而是因为iPad不属于偷窃者，他不应该出售。

几年前，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的《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中信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引发过广泛关注。桑德尔认为，你可以在迪士尼乐园排队，你也可以在队伍中为你的孩子占个位置，你的孩子们只需在最后时刻排在队里，即可和你一起去玩过山车。但是，桑德尔不希望人们出售排队服务：你可以免费排队，但是你不可以出售你排到的位置。桑德尔认为，公共剧院的本意是无视大家的购买能力，让大家都有机会获得戏票。如果人们花钱雇人排队，那么有能力、愿意花钱的人更可能获得戏票。一旦排队服务形成一个大市场，就相当于公共剧院在卖戏票，很多低收入者就购不到戏票，这将改变观众的构成。排队服务的问题在于，它让本该免费的东西产生价格，这一市场会让富人而非穷人得到这类商品。

但是，排队并不平等。用排队代替市场就等于用时间货币代替金钱货币。如果市场并不能确保将商品分配给认为其最有价值的人，那么排队也不能保证这一点。桑德尔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排队或许会排挤掉那些很忙碌的人。排队有利于退休者、失业者、闲人等等，不利于很忙碌的劳动者，有些人确实没有办法排几个小时的队购买一张戏票。因此，排队倾向于惩罚那些生产力较高而且努力工作的人，奖励那些没有什么负担的人。公共剧院的本意是尽可能多的人有机会获得戏票，或许应该欢迎排队。但是，有些人没有时间排队，有些人则买不起戏票。因此，有时间的人排队取票，没时间人雇人排队取票，有助于闲人和盲人、穷人和富人都可以得到戏票。

以效率而论，《道德与商业利益》提出的方法无疑比桑德尔更为有效。但本书并未因此止步。书中认为，如果桑德尔担忧多数人无法支付雇人排队的费用，那么他就应该欢迎雇人排队服务进一步商品化，因为竞争压力会导致雇人排队服务的价格进一步下降，这不仅有利于富人，对于忙于其他工作的人都有利。对于一名全资工作的穷人而言，无论是否禁止排队服务，他都无法获得戏票。

在这个例子中，桑德尔只关注了两类人：雇人排队的人；必须花时间排队的人。但是，桑德尔忽视了第三类人——受雇排队的人。排队服务可能会让富人花钱得到商品，但也会让富人的钱转移到受雇排队的穷人身上。桑德尔认为，人们在时间上比在金钱上更为平等。果真如此，那么桑德尔或许更应该青睐排队服务而非一味反对，因为富人花钱购买穷人做事时，他们在财富上的不平等就缩小了。桑德尔称颂排队制度，仅仅因为它只关注了排队对一小部分人的影响。如果考虑到排队对每个人的长期影响，支持排队就不那么充分有力了。正如马特·茨沃林斯基的结论：“纯粹从静态的角度看，在某些情况下支持排队是有道理的，但是从相对动态的角度看，就几乎没有支持排队制度的理由。”

桑德尔说，关于什么东西应该和不应该被售卖的问题，他不能承诺给出“确定的答案”。他认为，市场对道德有挤出效应。而《道德与商业利益》认为，市场更有可能让我们变得更加高尚，而非让我们变得更加堕落。

在我看来，桑德尔与本书作者的对话，或许是一个持续下去的话题。市场可能是中性的：它既可能让人们变得高尚，也可能让人们变得堕落。核心在于，是否可以按照市场本身的规律让它良好地运转，而非以权力扭曲市场机制。本书262页显示，据经济学家估算，在美国因寻租导致的福利损失或许高达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0%。因此，市场所回应的应该是美国糟糕的政府设计所导致的问题。作者据此认为，“桑德尔对市场的抱怨有些奇怪”。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