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我调任江西省庐山人民武装部干事。不久，在山下向阳公社开展民兵组织整顿工作中，认识了女知青、公社播音员小陈。我喜欢上了她，主动向她套近乎，送了她一条当时流行的红白黑三色围巾。

1979年底，我要回闽北探亲。小陈特意来找我，把一个信封交给我，红着脸说了句“我走后你再看”就匆匆离去了。这是她第一次给我“信”，我心想，一定是情书吧。孰料，打开后，是空白信纸包着的10张面额为10斤的全国粮票。回到闽北后，我把这100斤粮票交给母亲。那个年代，粮票很贵重，全国粮票比地方粮票更为难得。母亲说：“你遇到一个很善良很有心的好姑娘。只是，人家是干部的女儿，而你是农民的孩子，就怕门不当户不对呀。”正月初二，我陪同父亲前往上海老家探亲。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堂兄得知我尚未成亲，对我说：“你父亲离家时间长了，且年近七旬，没有机会回上海了。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你都应该在上海找个对象，以便将来转业回上海安家落户。”堂兄的话不无道理，日后能到上海生活，无疑是件好事。可是，想起小陈送我的粮票，我浑身似有一股暖流在涌动。这天晚上，我失眠了。第二天，担心堂兄再次发起“攻心战”，我提前归队回到庐山。不久，收到堂兄的来信，他对我不听建议、不辞而别的行为严厉批评。我置之不理，不改初衷。

1981年春节，我与小陈结为夫妻。几十年过去了，小陈无怨无悔地跟随着我、陪伴着我。她曾漫不经心地说：是你的围巾把我“捆”住了。我回应道：是你的粮票把我“定”住了。真的，那100斤粮票，在我眼中是世上最珍贵的定情信物。

（张桂辉 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