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映红

湖南衡阳12岁的女童因与同学结怨，用掺杂了毒鼠强的可乐将同学姐妹毒死。这样的新闻足以让闻者揪心。

如果从杀人女童的角度来探究，是什么因素促使她痛下杀手并不难。缺乏父母关爱和引导的留守儿童，爷爷奶奶无法承担起抚育人的职责，这导致他们发展性的社会认知和情绪缺陷。也许她并不了解“杀人”是什么概念，更不知道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从心理学角度，一名儿童在成长和社会化发展过程中，家庭、学校和社会对他们人格和品行的影响同等重要。父母外出打工，户籍限制使留守儿童无法随着父母流动，家庭放弃了对孩子的社会化引导的职责。那么，学校和社会是否担当了他们社会性发展的引导作用呢？

农村中小学历来是教育资源匮乏的“重灾区”。许多贫困山区的农村小学仍然依靠“希望工程”来维系，而“撤并校”又进一步削弱农村业已贫乏的教育资源。指望教育资源匮乏的农村学校承担起留守儿童的人格和社会性发展的引导作用，希望大失望更大。

有些留守儿童的命运几乎在他们父母缔结婚姻之时就已经“注定”。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在重男轻女陋俗的影响下，农村性别比例失衡，一些底层男青年难以正常婚配。最近发生的多起涉及留守儿童的社会事件，有一个被忽略的共同点：那些儿童的父亲根本就挽留不住他们的母亲。

衡阳女童投毒事件，掀开的不仅是农村留守儿童充满苦难的生存状态，更掀开了这么多年来我们社会高速经济发展背后不容忽视的“溃疡”。这不仅仅是留守儿童之殇，更是我们社会农村治理失败之殇。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