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6版:落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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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行旅”与苏轼犹子墓志拓本“出使”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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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行旅”与苏轼犹子墓志拓本“出使”日本

部分墓志
志盖
 

◇ 刘继增

今年6月8日,国家文物局、文旅部、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东坡行旅”——中国文物主题游径总体规划》,国家文物局官方网站同时配发《一图读懂〈“东坡行旅”中国文物主题游径总体规划〉》。郏县三苏墓园1972年7月出土的苏轼犹子(侄子)苏适(音括)墓志制成拓本,应邀于1973年4月赴日开展为期10个月巡展一事,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苏轼犹子苏适墓志的出土和拓本赴日展的确定

郏县苏坟寺村农民1972年6月在三苏坟院外南约110米处农田浇地时,发现一处水灌不止的洞穴,随即报告县文物主管部门,转报至省文管单位。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李绍连率队,经过一个多月的清理和抢救性发掘,在洞穴内发现苏适(字仲南)与夫人黄氏墓志两盒和其他随葬品,确认为苏适夫妇合葬墓,其出土文物移交文物工作队所在单位——河南省博物馆。

苏适墓志拓本赴日本展出,是应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1903-1979)邀请参加在日本举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纪念活动。

1972年9月2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日本内阁首相田中角荣在京发表联合声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岛健藏向中方发出邀请。1973年4月日本举办中日邦交正常化纪念活动,按照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和中岛健藏双方签订的协议,此次展出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碑帖拓本展览”。

中岛健藏是日中友好社会活动家、日本著名社会评论家,1956年组织建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并任理事长,曾应邀率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庆典并登上天安门城楼,还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苏轼是日本人最尊敬的中国文人之一,“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所作《客有传朝议欲以子瞻使高丽,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罢之,作诗以纪其事》诗中,有“颖士声名动倭国,乐天辞笔过鷄林”句,苏轼在世时,其声名已“动倭国”。倭国是中国古代对日本的称谓。“东坡”在日本拥有一大批“东坡迷”,“赤壁会”“寿苏会”的举办在日本文献记载中不绝如缕。

苏适墓志拓本赴日展出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破冰”之旅,标志着中日邦交开始全面正常化。这次展出是由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冶秋同志拍板决定的。

据时任河南省博物馆副馆长韩绍诗撰文回忆:当时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傅月华同志和我幸运地参加了展览的筹备和在东京展出的全过程,此项展览的筹备工作是在郑州进行的。我们从1972年11月开始筹备,到1974年2月工作结束展品运回国内,经历了一年又四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一切重要工作都是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过问、决定和审批的。1972年12月将馆藏苏轼犹子苏适墓志和调集的300多幅拓片,集中到省博物馆请王冶秋局长审查,1973年初将全部展品运至北京装裱,通过北京有关单位的专家审查后赴日。

据《河南省文物志》“出国展览”条载:1973年4月赴日本展出展品161幅,其中碑刻有拓本洛阳龙门二十品、西晋徐义墓志、唐代升仙太子碑、宋代苏适墓志等。

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第三研究室贾峨在国家文物局主编、文物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的《回忆王冶秋》一书中撰文介绍: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碑帖拓片展览”在日本东京开幕。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了开幕式。展览在东京展出6天后,巡回到大阪等20多个城市展出,直到1974年2月结束,观众约30万人次。

日本学者对苏轼犹子苏适墓志拓本的解说

苏适墓志拓本在日本巡展期间,日本学者是如何解说的?

郏县三苏纪念馆原馆长魏汝江、郏县东坡书院院长苏文购藏有由日本共同通讯社、开发局在巡展之初即1973年4月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画像石碑刻拓本展》、巡展结束即1974年2月再次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碑刻画像石拓本》两个日文版本,两位藏者请郑州大学、平顶山学院、河南城建学院的外语教授合力译成中文。

从两个版本的译文可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为配合这次展出,邀请日本著名中国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贝冢茂树领衔,由京都大学、大阪市立美术馆5名教授、专家组成解说团队,编写日文解说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画像石碑刻拓本展》为名,由日本共同通讯社、开发局赶在展出前出版发行,该书由北京大学历史学部教授周一良、中岛健藏作序,并附有拓本原石发现、保存地点示意图。1974年2月,巡展结束,日本共同通讯社、开发局再次出版了精装本,精装本由时任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题写书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碑刻画像石拓本。

京都大学教授日比野丈夫(1914-2007)担任河南碑刻和苏轼犹子苏适墓志拓本解说。日比野丈夫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历史学科东洋史专业,1939年作为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特别研究员赴中国留学,参与“居庸关”项目的共同研究,获得日本学士院奖,著有《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国文明的历史》《关于吴兰庭的〈元丰九域志〉校定》等。苏轼犹子苏适墓志拓本解说如下:

苏适夫妇的墓志记载了苏辙一家流寓和埋葬的地点。此墓志1972年在郏县出土。苏适,号仲南,是苏辙的次子。撰书为苏适的长兄。题盖为苏过(苏轼三子)所书。此墓志为宋代文学家“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家族的重要考证资料。字体为行书,继承了苏轼的书法风格。

日比野丈夫在解说中为何称“此墓志为宋代文学家“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家族的重要考证资料”?

据宋人孙汝听《苏颍滨年表》载: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十月三日辙卒,年七十四”,政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夫人史氏卒,同葬汝州郏城县上瑞里”。苏辙葬地《宋史》本传虽未有记载苏轼犹子苏适夫妇墓志的出土,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指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墓志、表对照,苏辙葬郏当无疑义,“此墓志为宋代文学家‘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家族的重要考证资料”实至名归。

中国学者对苏轼犹子苏适墓志拓本的解读

苏轼犹子苏适墓志拓本赴日展出,中方派出以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傅秋月为组长的随展组,参加了开幕式和在东京的6天展出后回国,提供的3000多册展览图录销售一空,全部展品交由日方巡回到日本20多个城市展出,直到1974年2月结束。

1973年10月,苏适墓志拓本在日本巡展期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苏适墓的挖掘出土报告以《苏适墓志及其他》为题在《文物》杂志1973年第7期公开发表,开篇即云:

北宋苏洵和苏轼、苏辙是著名的文学家,世称“三苏”。三人中,苏轼的文章和书法更为人们所推崇。死后有人还为他们修祠立碑,甚至修建衣冠冢。由于年月久远,对于他们究竟葬于何处,反而真伪莫辨,以致产生了不同的传说和记载。苏适(音括)墓的发现和墓志的出土,帮助我们澄清了这个问题。

出土报告借助两个古代文献依据:一是郏县三苏坟的苏辙墓“恐为衣冠冢”是哪位史学大家提出的?近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丁传靖在他编著的《宋人轶事汇编》中,依宋代张邦基的《墨庄漫录》所载的苏辙好友王巩《挽子由诗三首》自注“子瞻葬汝公归眉,王祥有言:归葬仁也,留葬达也”之句,提出郏县三苏坟的苏辙墓“恐为衣冠冢”之说。《宋人轶事汇编》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73年河南郏县三苏坟出土的《苏仲南墓志铭》云:“(宣和)五年十月晦日合于汝州郏城上瑞里先茔之东南巽隅。”先茔,当指苏辙之茔。可见苏辙后来仍葬于河南郏县,并未归葬眉山其父墓旁。二是苏辙的衣冠冢在何处?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谈迁在他的《枣林杂俎·中集》“苏文忠墓”条载:苏轼、苏辙墓在郏县。苏辙的长子苏迟守婺州时,因爱其山水胜似家乡,曾在兰溪之灵洞山为辙建衣冠冢。

苏轼犹子苏适墓志拓本“出使”日本,其意义正如中岛健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碑刻画像石拓本展》所作的序指出的那样:

这个展览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艺术和学术上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以及两国人民基于信任之上的美好愿望。应铭记周一良先生的一段话:“这次展览,不仅是向日本友人介绍河南省发现的画像石和碑刻,还通过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爱好的书法和绘画,为正在筑起的两国人民友好大堂,再筑石碑。”

“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1971年5月,周恩来总理批准出土文物到国外展览的报告。8月17日,由王冶秋代国务院起草《关于选送出土文物到国外展览的通知》下发。苏轼犹子苏适墓志拓本参加这次赴日巡展和5月开启赴法、日等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被誉为继“乒乓外交”之后,又拉开了“文物外交”的序幕。因此,它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和邦交正常化的一件大事载入《中日文化交流事典》。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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