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春林

虽然说在阅读《昆阳关》之前我对作家董新铎的情况一无所知，但这部历史长篇小说仍然引起我强烈的阅读兴趣。根据我个人一点粗浅的阅读经验，如果从题材的角度评价小说作品，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就是，如果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能够拥有历史的纵深感，或者一部历史题材的作品能够拥有突出的现实感，那这部作品的思想艺术品相也就差不到哪里去。《昆阳关》之所以引人注目，正在于它是一部现实感特别鲜明的历史长篇小说。

从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程度来说，《昆阳关》中最核心的人物形象，理应是那位勇于起兵反抗新朝王莽暴政、最终建立东汉政权的汉光武帝刘秀。与此同时，王莽末年发生于昆阳关的那场昆阳大战，也是决定着王莽新朝生死存亡的一次重要战役。那么，在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书写过程中，作家往往在把刘秀设定为一号人物的同时，也会把昆阳大战设定为作品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事件。但董新铎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却是多少有点把刘秀和昆阳大战边缘化。在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刘秀一直到故事情节行进到大约三分之二的地方才粉墨登场，进而徐徐拉开昆阳大战的帷幕。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刘秀以及昆阳大战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但如果仅仅着眼于董新铎的这部《昆阳关》，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却是那位被命名为凡木的天才商人。也因此，倘若说《昆阳关》是一部意在描写呈现汉光武帝刘秀如何取代新朝王莽的历史长篇小说，那么小说的艺术性首先就表现为董新铎大胆地采取了一种切入角度颇刁的侧面书写方式，借助于商人凡木的曲折人生故事来折射作品的既定思想主题。

关于刘秀其人，作家虽着墨不多，但其鲜明的性格特征仍然跃然纸上。其一，是他的足智多谋与英勇善战。这一点，在那场决定性的昆阳大战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若非刘秀主动提议并带领13位猛士突出重围求得援兵，若非他以极其勇武的姿态带领数量较之于莽军要少得多的援兵最终杀退看似强大无比的莽军，这一场意义重大的昆阳大战的结局就肯定不会是汉军最后胜利。其二，是他的相对善于体恤民情。具体来说，这一方面的细节有二。一个是当凡木的那匹枣红马被汉军强行征用的时候，身为大将的刘秀晓之以大义，不仅在征用枣红马的同时补偿给凡木一头很不起眼的小黄牛，而且立下字据，强调来日一定会加倍偿还。再一个是，等到李知县撞柱殉难之后，如果不是因为有刘秀的允准，他的遗体肯定不可能如愿葬到城外。其三，是他以识时务和知进退为主要内涵的韬光养晦。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昆阳大战取得胜绩之后。明明是自己从根本上奠定了这场大战最终胜绩的基础，在这场大战中立下汗马功劳，但“刘秀谨小慎微，虽厥功至伟，却丝毫不敢邀功，他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更知功高震主之害，众人的眼神他一看便知”。也正因为如此，最终的结果也才会是：“刘秀的隐忍和养晦之术保了自身。而刘演却因性情耿介，终招杀身之祸。”事实上，也正是凭借着自己那善于审时度势的韬光养晦之术，刘秀不仅成就了一番大业，而且如愿以偿地娶得美人阴丽华在怀。

刘秀之外，其他一些人物形象也都各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小说中读来最令人叹息不已、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人物形象，恐怕还是主人公凡木。作家虽然把他命名为凡木，但是从其所作所为来看，凡木其人却真正称得上是一位不凡之人。具体来说，凡木之不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他那似乎与生俱来的经商智慧。如果缺少了这一点，那么他的漆器店就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由雷击木而扩展到非雷击木，而且兼顾花生油生意，还试图把自己的生意进一步由昆阳扩展到宛城去。其二，是他那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创业精神。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第一桶金的获得上。虽然从小说一开始，作家就已经非常成功地营造出了凡木和水生他们主仆身染难言之隐的艺术悬念，但一直到作品的结尾处，谜底才被彻底揭开。事实的真相是，当年在遭遇劫难后，他和同样幸免于难的水生，在卉子所发现的那册书简的指引下，一道南下蜀地，铤而走险。两人不惜身子，忘却性命，忍着刺骨冰寒，忍着酷暑与潮湿，在长江边一待三年。最终如愿以偿，带着诸多财物返回故里。不管怎么说，只因为有了这一笔意外之财做最初的资本，才有了凡木此后经商事业的日渐飞黄腾达。其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凡木特别乐于扶危助困的宽厚仁爱与悲天悯人情怀。这一方面有很多个细节值得注意。比如，虽然说因为触犯了新朝不允许买卖奴婢的政策而被迫将四个从田禾那里“租用”来的奴婢还给了田禾，但特别信守承诺的凡木到后来却还是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把这些奴婢想方设法收拢到自己的身边。比如，面对着满大街因天灾人祸而导致的乞讨者时，他的毅然舍粥赈济义举。虽然也曾因此而被周边的行商讥之为收买人心，但是他丝毫不为所动。比如，他在获知知县夫人苏婉因身体受污而自杀死亡的消息后，千方百计地购买棺木，以便能够让夫人下葬在丈夫李知县的坟墓旁边。最重要的一个细节是，当他得知卉子那个瘫痪在床的老年丈夫杨匣，因为家里的钱财全都被汉军征用，“急在心，不能表，便以泪水宣泄”，以至于“每日里时而啼哭，时而谩骂，闹得卉子生不如死”的状况后，不仅不计前嫌地亲自登门看望，而且想方设法在自己都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凑齐两万钱送到了杨匣的府上。

归根到底，一部以数千年前的历史为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在选取恰切角度从侧面艺术性地还原历史情景的同时，既能够真切道出人情冷暖以及隐藏于人情冷暖背后的悲天悯人情怀，也能够体现出一种无论天下如何风云变幻但百姓却始终难以摆脱生存困境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深刻史识洞见，《昆阳关》中鲜明现实感的具备，自然也就是不可否认的客观文本事实。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