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高平

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期蜀国丞相，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一代忠臣良相，协助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在刘备白帝城托孤后，诸葛亮和李严等一起辅佐后主刘禅治理蜀国。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既是接受刘备托孤的忠臣，又是治理蜀汉之能臣，光耀千古，万世传诵。

托孤忠臣

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后出山，提出了三分天下然后北进中原实现统一的战略主张。刘备接受建议之后，开始弃新野，撤樊城，渡汉水，奔荆州，驻夏口（今武汉市汉阳区境内）。后来，刘表去世，刘备和诸葛亮在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决定联孙抗曹，在赤壁之战中联合周瑜巧施火攻，曹操狼狈逃窜，败走北方。刘备又巧妙借力，趁周瑜和曹仁大战于南郡江陵（今湖北荆州）之际，抽身南下占据荆州四郡（长沙、桂阳、武陵、零陵），然后西进益州，平刘璋后占据成都，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无奈，关羽大意失荆州被孙权下令斩杀，刘备誓死要为“桃园结义”的二弟报仇，于公元223年开始率大军讨伐东吴，结果猇亭之战兵败夷陵，退守秭归，病重后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临危受命，接过托孤重担，开始和李严等一帮干臣，忠心耿耿，辅佐刘禅，报刘备知遇之恩。

治蜀能臣

提起诸葛亮治理蜀国，不能不提到其治理蜀国的背景：蜀国地盘主要在益州，即今天的四川省及陕甘南部、湖北西部和云贵北部一带及越南缅甸少部分地区。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益州（当时全国有13个州）管辖7个郡118个县，总人口达438万人，是13个州中比较大的州。益州不但幅员广大，而且人口较多，物产丰富，被称为“天府之国”。但是，统治益州二十多年的刘璋父子昏庸无能，政治腐败，纵容豪强兼并，士族林立，民怨甚广。刘备死后，留给刘禅和诸葛亮的是一个难以为继的烂摊子：在外部，魏国和吴国陈兵边境，趁刘备新亡而急欲灭掉蜀国；在南方，南中一带少数民族发生叛乱；在内部，政权不稳，牂牁郡（今贵州凯里西北）太守朱褒、益州郡（今云南晋宁东）的大姓雍闿、越巂郡（今四川西昌）豪族首领纷纷举兵反叛。特别是离成都最近的汉嘉郡太守黄元在得知刘备死后大举进兵，距成都仅有100多里，严重威胁蜀汉政权。另外，部分士族自恃在川蜀时间长，占据地盘广，拥有土地众多，对蜀汉政权持敌视态度，在政治上不予配合，孤立刘禅和诸葛亮。所有这些，都为诸葛亮开启治蜀方略设置了重重障碍。可以说，在诸葛亮接受刘备托孤重担开始治理蜀国之始，面临着“内”和“外”的双重困难。

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诸葛亮，面对内外交困、两面受敌的困境，沉着应对。经过深思熟虑，他采取了“近”和“远”两种方法来开启治蜀方略，稳定蜀汉政权。

先解当务之急，也就是“近谋”。诸葛亮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迅速平定内乱。黄元叛乱之时，诸葛亮正在白帝城处理刘备后事，他立即派人指令益州治中从事杨洪迅速出动成都的近卫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黄元反叛势力。然后，诸葛亮紧急奔回成都，扶刘禅登基，稳定大局和民心。接着，他亲率大军由越巂入南中，派马忠率东路军进攻牂牁，消灭朱褒势力；派李恢率中路军自平夷（今贵州毕节）直捣益州郡，相继消灭和擒获了这些地方的主要反叛者，平定叛乱，巩固政权。第二，外结孙权修好关系。在以军事斗争平叛的同时，诸葛亮派遣邓芝出使东吴，主动与孙权修好，又带去了蜀锦以及其他珍贵特产，邓芝以其超常的智慧和谋略，成功说服孙权及其臣属，化解了因刘备伐吴而结下的仇怨，两家重新修好，稳定了蜀国东边的防线。

诸葛亮的“远谋”主要是开启治蜀方略的长远谋划，使蜀汉政权能够稳固发展。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平衡各方关系。刘备和诸葛亮从荆州入川后，在蜀汉政权中形成了以关羽、张飞、赵云、黄忠、刘封等为代表的荆州派和以李严、黄权、杜琼、谯周等为代表的土生土长的益州派两大群体。诸葛亮在治理蜀汉过程中，妥善处理了两大派系的矛盾，在打压一部分原来豪强贵族的同时，提拔和重用一批益州人士，例如张裔（四川成都人）出任丞相府参军一职、马忠（四川阆中人）出任丞相府门下督一职、谯周（四川南充人）出任劝学从事一职，还有杜微、秦宓、李邵等一批益州本地人全部出任要职，得到重用，成为蜀汉政权的重要力量。平衡势力后，在政治上使大家融为一体，共同为建设蜀汉政权合谋出力。第二，民族自治。南中一带自古以来生活着很多少数民族，诸葛亮非常重视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安抚政策，在相继平定了朱褒、雍闿和高定的叛乱之后，他亲自带领大军南渡泸水（金沙江），深入不毛之地，听取参军马谡的建议，采取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的策略，攻心为上，平定了蜀南的少数民族叛乱。历史上著名的“七擒孟获”的故事，就是诸葛亮民族自治政策的一个典范。最后，孟获发自内心地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三国志》）。诸葛亮又把原来南中一带的五个郡（益州郡、永昌郡、越巂郡、牂柯郡、犍为属国）新设为七个郡（建宁郡、云南郡、兴古郡、永昌郡、越巂郡、朱提郡、牂柯郡），缩小了原有部分郡的地盘，防止过分扩张，并且在地理位置上形成犬牙交错，相互牵制，行政管理上也更加合理和稳固。诸葛亮又撤走军队，选派少数民族中有威望的上层人物出任部族首领，充分尊重不同部族的习惯，争取当地部族民众的由衷信任，当地的社会秩序基本上恢复了安宁平静状态，实现了“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汉晋春秋》），使历史上不断因为阶级矛盾而发生叛乱的地方成了蜀汉政权巩固的大后方，在日后其北伐曹魏过程中，南方诸郡还源源不断地为诸葛亮输送粮食、朱砂、白银等物资。第三，推行法治。诸葛亮主持制定了《蜀科》，亲自拟定《八务》《七戒》等科律条令，使国家治理有法可依。同时，严格执行法令，以显示国家权威，使人们信服蜀汉政权。例如，同是刘备托孤重臣的李严，因为北伐中督办军粮不力被诸葛亮贬为庶人，但李严之子李丰因有功而得到重用。诸葛亮倡导“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三国志》）。马谡因军事失误丢失街亭导致重大战略失误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上书刘禅“自贬三等”。一系列严格的法令制度，使社会公平，人人信服，依法治蜀得以落实。另外，诸葛亮一改历代王朝大赦天下的诏令，在他治理蜀汉过程中从未颁布过大赦诏令，使法律公平得以体现。第四，任人唯贤。诸葛亮为广揽人才，在成都南门外设立高台，迎接四方之士为蜀国献计出力。他注重德才兼备选拔人才，邓芝、姜维等都是公认的忠勇廉洁之才，日后都成了蜀汉的栋梁；他注重从基层选拔人才，蒋琬就是以州书佐（一个书写官吏）开始，历任广都长、尚书郎，入相府为参军，最后在诸葛亮去世之后成为蜀国重臣。一系列不拘一格选人才政策的推行，使蜀汉政权有了稳固的基础。第五，发展生产。刘璋父子在治理川蜀过程中，纵容豪强地主兼并土地，过分压榨农民，导致矛盾尖锐。诸葛亮吸取教训，一方面轻徭薄赋，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并严格约束豪强地主剥削农民，减轻农民负担，深得蜀中百姓人心；另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他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设立专门管理水利的机构“堰官”来管理水利设施，使巴蜀之地沃野千里，五谷丰登，民心安定。诸葛亮还恢复盐铁官营制度，使蜀汉盐铁“利入甚多，有禆国用”（《三国志》），盐铁之利为国家所用，也为北伐曹魏锻造兵器奠定了基础；大力发展蜀锦，他自己带头养蚕，号召各级官员养蚕，带动川中人民家家养蚕，设置“锦官”为专门的丝绸生产机构，蜀汉社会呈现出“圜阔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蜀者赋》）的景象，在当时，蜀锦生产几乎独占了全国市场，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促进了边境贸易，“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袁子》），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诸葛亮既是一代忠臣，又是治蜀能臣，其尽忠报国思想和治理蜀汉的有益措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