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民中

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同出于18世纪的长篇小说《歧路灯》，《国朝中州诗钞》的辑纂者宝丰杨淮称其为“醒世之书”。“醒世”者，警示世人醒悟者也。

创作《歧路灯》的动因蠡测

李绿园的祖父李琳出身于河南洛阳新安马行沟一卑微知识分子家庭，因遭遇灾荒，流落到宝丰滍阳水牛屯，靠教书谋生。到了李绿园父亲李甲，方在曹镇宋寨治下些许产业落户。经三代人的不懈努力，李绿园得以参加河南乡试考中举人。

青年时代的李绿园因忙于追求功名，对第一房夫人余氏所生长子李葂失于管教，李葂上学不成出现性格缺陷，与村上王某发生争执，洒石灰伤了王某眼睛，王某告到官府，李葂被判充军陕州，后转开封服刑，瘐死开封监狱。这对李绿园触动很大，子孙是家庭的未来和希望所在的观念深深地埋入他的心底。

余氏病逝后，李绿园娶了第二房夫人潘氏。潘氏为李绿园生下次子李蘧，李绿园对李蘧的教育抓得非常紧，李蘧得以顺利通过府试成为生员，通过乡试考中举人，乾隆四十年（1775年）通过会试殿试点为二甲进士，初任吏部主事，递升文选司员外郎、郎中，后出理江南七省漕务，获光耀李家三代殊荣，祖父李甲、父亲李绿园皆诰赠中宪大夫，就连瘐死狱中的长兄李葂也获朝议大夫敕赠，雪了李葂失教给李家带来的耻辱。

传统士人的人生追求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的“三不朽”。立德、立功需要天时机遇，不是每一个人想求就能求到的，而立言则是每一个士人都能做的。既有教子失败的教训，又有教子成功经验的李绿园遂产生了著一部书，为子孙立下训育之言，为乡里士人立下理家治家齐家之言的想法。于是就有了以“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为思想砥柱的《歧路灯》的创作，欲“藉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读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厨妇爨婢，皆感动于不容已”的书。李绿园在《<歧路灯>自序》中说：“子朱子曰：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友人皆谓于纲常彝伦间，煞有发明。”立言之意可谓得矣！

《歧路灯》的价值判断

《歧路灯》除了启发、诱导士家子弟用心读书、亲近正人、排除干扰，走人生正道这个主观价值外，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还有反映18世纪中国省会城市市井生活画面和暴露中下层官僚家庭腐败状况这两个客观价值。

18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出现了3部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歧路灯》。这三部小说，《红楼梦》不言故事发生的朝代，《歧路灯》所叙人事假托明朝嘉靖年间，《儒林外史》则假托明朝初年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间事。不管注明朝代或不注明朝代，事实上反映的都是作者所处的18世纪清王朝康乾年间的社会现实。

时间条件明白了，那么说空间。《红楼梦》情节展开的空间是京城皇亲国戚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变迁。《歧路灯》是以河南省省会开封为舞台，描摹出一幅开封市井生活风俗画。《儒林外史》中人物主要生活在江南，虽也曾到过杭州、南京，但更多的是在府县民间。上有京城，下有府县，中有省会。京城是独一无二的，府县则是江南最有代表性的。而清朝18个省18个省会，河南省省会开封是可以作为集中代表的。这样就把18世纪中国全方位的空间涵盖了。

《红楼梦》叙写了皇亲国戚大家族的兴衰荣辱及一帮公子小姐的聚散合分，从而揭露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高层社会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儒林外史》以辛辣的笔触对底层儒士命运进行了揭露，形象地刻画了科举制度对底层知识分子的摧残和文化教育腐朽糜烂的现状，从而对当时的吏治腐败、科举弊端、礼教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嘲讽。《歧路灯》则客观地暴露了生活在河南省省会开封的中下层破落官宦家庭浮浪子弟靠坑蒙拐骗以维持吃喝嫖赌生活的斑斑劣迹及其腐朽的精神世界。这样就上与《红楼梦》相承，下与《儒林外史》相接，共同构成了展示康乾盛世光鲜表面下上中下三个层阶社会溃疡的严重性，使读者预感到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必然走向覆灭的命运。

《歧路灯》早期传播路径梳理

《歧路灯》像《红楼梦》《儒林外史》一样，成书之后早期都是以抄本的形式小范围传播，然后才有了印刷本，但《歧路灯》的初印本较《红楼梦》《儒林外史》要晚得多。

《红楼梦》最迟在曹雪芹病逝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成书，它的初次刻印本是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萃文书屋活字本，由程伟元、高鹗整理出版，以抄本形式传播仅30年。《儒林外史》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年），以抄本形式传播也不过50年。这与其以抄本形式传播地域的文化氛围有关。《红楼梦》以抄本形式传播的地域主要在北京，北京人文荟萃，一旦在文化人中传播开，就有人想到整理印行。《儒林外史》以抄本形式传播的地域主要在江南，江南是文化繁盛之区，刻书业又发达，只要有阅读市场，就会有人将之刻印出版。

《歧路灯》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为民间亲朋好友转抄，先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李绿园在新安教书时的学生过录本，该过录本卷首附有过录人《题语》。后在洛阳及沙河两岸宝丰、鲁山、叶县、襄城县、郏县一带渐次转抄，可知者有洛阳杨家抄本、汝州张官营（即今鲁山张官营，清代直属汝州，民国初年至二十三年属临汝县辖）张氏抄本、余氏抄本；宝丰马街司家抄本等。

道光年间（1821—1850年）原稿流转至李绿园孙子李于潢的朋友宝丰杨庄杨淮家，杨淮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编辑成书的《国朝中州诗钞》为李绿园立有小传，称：“又著有《歧路灯》一书，历三十年，凡数十万言……书稿流转归淮家。”

1919年蒋瑞藻编辑出版的《小说考证》录《缺名笔记》语称：“吾乡前辈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一百二十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惜其后代零落，同时亲旧又无轻财好义之人为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仅留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此亦一大憾事也。”此《缺名笔记》不留撰者姓名，难知为何时人，但从行文之口气看，不出清末道咸至民初五年间人。清代河南在文化氛围上不仅与北京没有一比，与江南比也是有点儿呆滞的，故“无轻财好义之人为之刊行”。

《歧路灯》的初印本在其成书140多年后的1924年才由洛阳杨懋生、张青莲、冠谨斋、李仙园、李献廷诸友人合作共助，将杨懋生家藏抄本由洛阳清义堂石印发行，进入学者视野。

我与《歧路灯》的缘分

1980年中州书画社出版发行了栾星先生点注的《歧路灯》，当时我正在开封师院历史系读书，知道此书是宝丰曹镇宋寨人李绿园以开封为故事发生地写的。当我发现书店里上架这套书时，立即就买了一套，有滋有味地读了一遍。后来还买到与之配套的《歧路灯研究资料》，对《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的第二房夫人潘氏是鲁山漫流潘烈的女儿。李绿园曾在漫流他岳父家住过一段时间，而我家与漫流仅一岭之隔，况且我的八世祖潘勋是潘烈的叔伯弟弟，就感觉更亲切了。因此，我把《歧路灯》和《歧路灯研究资料》当成了最珍贵的藏书。

1985年，我调来平顶山，从《平顶山文史资料》上读到一篇谈李绿园家世的文章，署名“李春林”，知道李春林是李绿园的七世孙，还健在，就抽空到宋寨拜访李老先生。当时，李绿园的书房“今有轩”东端一间屋顶虽露了天，但中间和西间还完整，李老先生就住在里边。当门靠西侧摆着一张桌子，上边放着书和纸张。我和李老先生攀谈了一阵，李老先生给我介绍了李家后来的变迁、今天宋寨李家繁衍状况及今有轩得以存世至今的情况。后来，我从宝丰张显明老师处得到台湾宜兰大学吴秀玉教授的研究专著《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说吴秀玉是宝丰老乡原滍阳寇兆人高双印的夫人，中州书画社出版《歧路灯》以后，高双印、吴秀玉夫妇利用探访故里的方便作李绿园和《歧路灯》的调查，著成此书。

2009年，平顶山学院党委副书记张清廉教授牵头成立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邀我作顾问。我和他一起策划召开“海峡两岸《歧路灯》学术研讨会”以推动平顶山重要文化资源李绿园与《歧路灯》的研究。经过上下活动，取得省市领导的支持，广泛联络大陆各学术机构和高校的《歧路灯》研究力量及台湾的吴秀玉教授，于2010年8月25—27日召开了“首届《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我做了题为《浅论李绿园的佛缘》的大会发言，梳理了李绿园生平与佛教的关系及《歧路灯》中的佛教元素，并作《学术综述》。此后又开了两届。2012年8月30—31日，“第二届《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召开，我就所提交论文《论徐玉诺对<歧路灯>的研究》作大会发言，将现代河南文学俊秀徐玉诺与古代文学家李绿园联系起来，并参与主持了学术讨论。第三届《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8月23—24日召开，我宣读了题为《李绿园的精神家园——李绿园诗文所及滍汝胜迹、文物、民俗之历史记忆考释》的论文，并主持了学术讨论。这三届《歧路灯》研讨会上承20世纪80年代河南省社科院所召开的三届《歧路灯》研讨会，并有所拓展和深化，将《歧路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歧路灯》是一部警世小说，它警示社会，警示家族，警示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