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令敏

真正与《平顶山日报》副刊结缘，是在上世纪80年代。

那时候，我在市图书馆工作，时不时写点诗歌散文送到报社副刊部。副刊部的高继恒老师和张黑吞老师总是热情接待，当场读评，让我受益匪浅。印象最深的是那篇《访石人山》，发出之后身边的人都说好，从此一写而不可收。杨建恩总编开会遇见，开玩笑叫我“散文家”，虽不能让人趾高气扬，但也给了我足够的自信。

1988年，我从市图书馆调到日报副刊部，直到退休，当了多年副刊编辑。

都说编辑做的是为人作嫁衣的活儿，我却乐此不疲。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所从事的工作是自己喜爱的。

小报副刊每周3期，3个编辑一人一个版，看起来很轻松。可谁都知道，这是一个良心活儿。副刊历来注重培养本地作者，一是要活化本地的人文资源，二是要培养自己的作者队伍。

报纸虽小，来稿却很多。每天都会收到几十封来信。不论见不见报，要求每封来信都要拆开细读。

深耕，方可细作。编辑最基本的功夫是耐得住烦，这样才不会有好稿漏编。稿子好不好，一是看立意，二是看架构，三是看语言。能占其中之二，就舍不得丢掉。特别是遇见立意新颖独到的，就像是从原汁原味的现实生活中生生挖出的一块璞玉，即便结构不匀称，语言粗糙，也会下功夫编出来，哪怕是写在不规整的废纸上甚至写在烟盒上也不放过。季节性的稿子错过了刊发日期，没关系，存到来年再发。

还有一项工作是接待，接待作者，也接待读者。有从偏远地方来的作者，在对人家的稿子认真读、评之后刚好到了饭点，就一起去外面吃一碗烩面或是揽锅菜。有时是我们请，有时是作者请，我们请的多一些。总之，皆大欢喜。那时候，文青太多了，也难免说服不了人家，只能几个人一起上，说到他口服心服高高兴兴地走人为止。报社有群工部，一般读者找到副刊部，大都与副刊有关。纠错的，感激不尽；挑刺儿的，笑脸相迎。

副刊编辑部就像一潭活水，人来人往，除了说稿子之外也交流阅读心得。谁读到一本好书，看到一篇好文章，都会迫不及待地与人分享。久而久之，大家处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见面第一句话：“最近又读了什么好书？推荐推荐。”有时候为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首诗，争得面红耳赤，也是常有的。

我最乐意干的一件事是去县、区与作者开见面会，说是讲课也未尝不可。

整天看稿子，文分三六九，题材一二三，在宣传办报宗旨的同时结合平日所读所见，说起来头头是道，下面的听众眼睛发亮、神情专注的样子，让人心里暖融融的。我们的作者群，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多年后，再去乡间走，每遇到拿着当年有他的稿子见报的报样、跑过来表示感谢的作者，依然像故人般亲切。

那时没有互联网，报纸是上级与下级、作者与读者相互沟通的强势媒体。谁的文章见报了，在熟悉的人中会得到肯定和赞扬。谁的文章写得好，陌生的读者也会成为他的粉丝。能在日报副刊连续发稿，一年多达十几篇的，哪怕身在深山，也会被伯乐发掘来，到县里甚至省里发光发热。不能不说，那是报纸副刊的黄金时代。

时间翻过了2000年，我从编辑改行当副刊专栏作者。坦白地说，如果没有那十年走山访水，就不可能有我年过花甲的散文创作。

水经注专栏，是以境内的河流为坐标，梳理地域文化与物产的系列大稿。这个专栏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与《平顶山日报》副刊这个平台分不开。文化记者的身份，为我提供了许多便利。一次次踏访，不但有人接待，到哪里都像是回家一样，需要哪个部门配合，就有哪个部门配合。一应资料，一网打尽。即便有遗漏，具体到村组的电话号码随时都可以拨打。

正是这个栏目，我得以走遍平顶山市辖区以及河源延伸8000多平方公里的山区和平原，走过了1000多个村庄和城镇，得以将那些山川河流移植到心里来，因之开阔了胸襟，拓展了情怀。结集出版的《河之书》《河之源》被国家级学习平台选播。

最后我想说的是，进入融媒体时代，报纸副刊的生存空间变窄了。碎片化的生活日常，让人们更愿意抠手机，作为一个老副刊人和报纸副刊的铁粉，就我浅陋的识见，只要有报纸存在，就必然有文艺副刊。且不要忘了，报纸副刊的阅读量远远超过纯文学杂志。作为副刊编辑，千万不能妄自菲薄，甚至敷衍了事。新闻讲故事，副刊也要讲故事，诚心诚意地讲人的故事、动物的故事、植物的故事、风雨和大地的故事，要讲得更好，更吸引人，更深刻。将新闻性和时效性融入文稿，还要找到拨动读者心弦的那个黄金切割点儿，有观点，有思想，饱含深情。

难吗？只要想，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