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淼

说起酒，可谓妇孺皆知，家喻户晓。它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旷古悠久，源远流长，如同中华民族许多经典文化遗产一样，在华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宝库里大放异彩。从楚庄王的绝婴之宴到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从关云长单刀赴会到王导的东晋新亭会；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在这浓浓的酒典文化里，无不彰显着帝王将相的洒脱与谋略、英雄侠士的睿智与豪帅、文人墨客的儒雅与风采。这一桩桩因酒而成就的历史故事，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们心中不可超越的文化经典。

说到酒文化，我们就不能不说酒的礼仪。在我国古代，酒这种常用来祭祀的贡品，具有严格的礼仪规范。早在周朝时期就设立了专门的官职去掌管这些礼仪。什么场合喝什么酒，什么人喝什么酒，用什么酒器饮酒，饮多少，都有一定的规范。《周礼·天官冢宰·酒正/掌次》中记载：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祭祀……以法共五齐三酒，以实八尊。大祭三贰，中祭再贰，小祭壹贰，皆有酌数。唯齐酒不贰，皆有器量。共宾客之礼酒，共后之致饮于宾客之礼医槽，皆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饮酒，共其计，酒正奉之……从以上这段文字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什么场合用什么器皿、什么人给王送酒、喝多少等都有严格的礼仪规范。对于这些古礼，我们大可不必遵守，但不能不了解，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在同桌饮酒时，常常认为先干为敬是待客之礼，其实这并不全对。在古代，即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在酒桌上你先干并不是敬人，特别是有尊者长者在同桌吃酒，你先干那是不尊的表现。西汉礼学家戴圣的《礼记·曲礼上》中记载：“待饮于长者，酒进则起，拜受于尊所。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这段话就明确地告诉人们，你陪长者饮酒，看见长者将给自己斟酒就要赶快起立，走到放酒樽的地方拜受，长者尚未举杯饮尽，少者不能饮。这种严格的酒桌礼仪，穿越历史，传承至今，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在民间举办的酒宴上有着广泛的传承和体现。民间的酒宴有多种形式，最常见的是喜宴和丧宴。喜宴一般有三种形式存在，一是嫁娶喜宴，一是满月喜宴，一是庆寿喜宴。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婚喜宴。

新婚喜宴在民间习俗中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办多少桌喜宴因家族的大小及亲朋的多少而定，一般家庭办上十几桌乃至几十桌或上百桌喜宴是常有的事儿。但，无论办多少桌，喜宴必须用八仙桌，圆桌是万不能上台面的。桌序的排布也很讲究，首先，选择一座宽敞的庭院，用布帷搭建一座能容纳几十桌或上百桌的临时庭堂，而后，在庭堂的中心位置，摆设首席，其他桌位以此为中心，分左右依次展开摆放，最后用红帖标注贵宾首席、贵宾二席等字样，所有桌位都必须依次标注。这样布局，桌序严整，座次分明，礼仪规范。接下来就是宾客的安排及桌位的分配了，什么样的宾客，落座什么桌次和席位是有讲究的。但安排宾客的总体原则是：先亲后朋，先近后远，先尊长后年少。所谓先亲，也就是说，姻亲为尊，族亲随之，而后才能安排亲朋、同学、战友、街坊邻里。当然，亲朋、同学、邻里等宾客中的尊长者也要尽可能地优先安排。在宾客的席位安排上，送亲的宾客是关键，而他们之中的正客又是重中之重，依礼安排至关重要，来不得半点疏忽。正客成员一般有四至六人组成，不能是单数，所有的成员必须能够体现和代表新娘家直系血亲三代人，像姨夫、姐夫等人是万不能做正客的，甚至是不能参加送亲赴宴的。正客成员有新娘的娘舅、祖父、叔伯、兄弟等人组成。在宾客就位的同时，安排主陪也是关键。每张八仙桌一般只坐正客和送亲宾客三四人，那么，陪客就要相应地安排上主陪、副陪和三陪。俗话说的好：主陪靠威望，副陪靠酒量，三陪靠胆量。也就是说，主陪必须能镇得住场，他同主宾地位、身份相应，或者高于主宾。主陪的主要任务不在于饮酒，而是陪客人聊天、沟通、调节氛围、活跃气氛、洞察和及时化解宴席上宾主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和谐因素。副陪角色主要是陪客人喝酒，社会地位和年龄一般低于主陪，逐一与同桌客人猜拳赌酒是副陪必做之事，这就要求副陪不仅要有酒量，还要有高超的划拳技巧，不然，在陪酒划拳的过程中，既能使客人满意，又能完美过关是有较大困难的。三陪的主要任务是做好为本桌宾客奉茶添水、递烟斟酒等服务工作，他作为陪酒的后备力量，地位更低于副陪，不管能不能喝酒，都要敢喝，该上的时候就要义无反顾，宗旨只有一个，做到优质服务，陪得客人满意。

接下来是新娘新郎及新郎父母逐桌为宾客敬酒，在敬酒环节中，陪领人员是关键，此人一定是本族中德高望重之人，地位及身份都要高于或等于新人的父母，不仅精通礼仪，而且还善于交际，在指导敬酒的过程中，能睿智地调节氛围、活跃气氛，及时化解可能出现的酒礼矛盾。可以说，新婚喜宴中的每个环节都在严格的礼仪规范之中，一旦不慎，礼数不周，就会事倍功半，整个家族就会贻人笑柄。

丧宴与喜宴不同，丧宴有很多忌讳，比如，酒席上所用器具不能出现双数，尤其酒具更为重要，用餐也很讲究，不管上多少道菜品，每道菜品都必须是单，且大多以素食为主，以示对亡灵的尊敬。与喜宴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免去了逐桌敬酒这一环节，原因是首七大祭这一天，孝子孝孙们只能在坟墓前为亡者敬酒，为宾客敬酒是大不敬，是严重违礼之举。孝子孝孙们在看酒看饭环节里，必须面向娘舅和所有宾客，五体投地行叩拜大礼，只有娘舅一声“免礼平身”，孝子孝孙们才能立身，否则是万万不能随便结束叩拜之礼的。孝子看酒后，所有的宾客都要看首席上娘舅的态度，如果他们没有喝酒的意愿，所有宴席上是不能率先饮酒，更不能猜拳喧哗的。这一切都表现着姻亲为尊、娘舅为大的礼仪规范，同时也表达了对亡灵的哀思和尊重。

酒同人们如影随形，充斥着生活的方方面面。酒可以壮行色：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酒可以感悟人生：自古圣贤多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酒可以为友践行：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酒还可以排解忧愁：莫道有酒终需醉，酒入愁肠愁更愁；酒更可以寄托对亲人亡灵的哀思：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酒虽有如此之功能，但它同“月有阴晴圆缺”一样，也会受到抵触和非议。由于人们的修养格局不同，认知感受不同，而对待酒的态度和评价也出现了较大差异。让我们来看看古人是如何评价酒的。北宋时期有个叫佛印的和尚，曾作诗曰：“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面藏，谁能跳出圈外头，不活百岁寿也长。”看得出，作为和尚的佛印，从佛家空性的观点出发，对酒色持屏蔽之态，提倡完全同酒色绝缘。而他的好友，大文豪苏东坡，却针对酒色另有所思：“饮酒不醉是英豪，恋色不迷最为高，不义之财不可取，有气不生气自消。”很显然，苏东坡是从儒家的中庸之道出发，对待酒色的观点是把握一个度。北宋明相王安石对此也有自己的评价：“无酒不成礼仪，无色路断人稀，无财民不发奋，无气国无生机。”可见王安石是从贤相者的眼界，从酒色对国家社稷的正面作用来谈，充分肯定了酒色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

不管人们对酒作如何评价，它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发展至今，已成为人们生活一部分。酒桌上的学问大，喝酒的真正意义不在酒，《醉翁亭记》中有句话说得好：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喝酒是一种礼仪，喝酒是一种风度，喝酒是一种修养，喝酒是一种情趣，喝酒更是一种文化。喝得尽兴，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出风格，喝出品位，喝出氛围，喝出需求，更能喝出社交与商机，真可谓“杯中乾坤大，壶中日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