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伟利

在去“鹰城红村”叶县段庄采风的时候，我偶遇了小敏。据资料记载，在段庄这个遍地英雄故事的红色村庄里，解放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革命家庭，那么小敏一家人应该属于其中之一。但是，翻遍本地现存的英雄名册，找不到关于他们的任何踪迹。他们和众多的革命群众一样，没有留下影像，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载的事迹，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初遇小敏，她已是一个九十二岁高龄的耄耋老人，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坐在一把陈旧的竹椅上晒太阳。老人家衣着朴素，慈祥的眼神里，流露着掩不去的沧桑。房子是祖上留下的两间瓦房，屋里陈设简单，一张床，一张桌，两个木凳，一个暖水瓶，再无他物。院子里种着几畦小葱和豌豆，豌豆正开着淡淡的紫花。

其实，我不该这样对老人家直呼其名。应该叫她一声奶奶。可是当我听完她的故事，我还是想叫她一声小敏。我希望在我真诚的呼唤里，那个心怀女孩儿梦想的小敏，永远年轻。

推算一下小敏的年龄，她应该是出生在一九二九年，正是段庄成立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第二年。也就是说，那一年，她所在的小村庄已经燃起了革命火种。星火燎原，她的父亲也是那一年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段永健，开始了地下工作。父亲的故事小敏知道的并不多，她说她的父亲叫王大兴，擅长厨艺，在家里设立了“地下党联络站饭铺”。虽然是地下命名，这名字却是响亮的，让小敏骄傲至今。她说父亲身板硬朗，为人耿直，脾气稍有粗暴，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庄稼人。她从记事起，便记得全村人都往她家凑粮食，东家一碗米，西家一瓢面，对父亲充满信任。而父亲能把粗茶淡饭做得很香。她说父亲曾经扮作卖豆沫的小贩，肩挑豆沫桶，让段永健藏身豆沫桶中出城脱险。这个故事直到现在还广为流传，但父亲的名字在时光的流逝中已渐渐隐去。唯有小敏——依然骄傲地说，救段永健的英雄是我父亲。

十四岁时，小敏便深入地介入了父亲的工作，和父亲一起，保证地下党组织的餐饮供应。这是让小敏为之骄傲的使命。可是，今天有多骄傲，当年就有多凶险的付出。为了掩护身份，出入村庄方便，十四岁的小敏，开始“装疯”。

说起“装疯”，小敏哭了。老泪纵横。她说，为了“疯”得逼真，父亲用钝剪把她的头发剪得参差不齐——这是唯一一次让小敏抗拒的“命令”。她护住秀发，又哭又闹。父亲狠狠地打了她，打得她满头疙瘩。她每天还要用乌黑的锅底灰“化妆”，脸上、额头上都是黑的，要在蓬乱不堪的头发里，揉进麦秸碎屑。严厉的父亲一遍又一遍训练她学哑巴，学哑巴的神情，学哑巴比画，以假乱真。从那时候起，上庄下邻，十里八村，都知道王厨子的女儿疯了。小敏，以蓬头垢面，又傻又哑的“疯子”形象告别了青春，告别了该属于她的年华。她说，那时候，披头散发，满脸污浊，举止失常，是一个十足的“疯子”。

形容十四岁的少女，有许多美好的词汇：花季少女，豆蔻年华，亭亭玉立，灿若春花……而小敏说，她没有年轻过，除了贫穷，还因为使命。她告别了青春。告别了少年的懵懂。告别了属于女孩儿的所有梦想。是那么彻底地告别。她说她这一生都在做关于年轻的梦，直到现在。她看到漂亮的女孩儿，就想落泪，每当看见衣着鲜艳的女孩儿，就羡慕不已。小敏说她做过许多梦：梦见自己穿着印花棉袄，梦见自己戴漂亮的耳环，银手镯。梦见那手镯上铃铛叮当作响，自己甩着辫子在田野里无拘无束地疯跑。甚至还梦到过朦胧的相亲场面。

梦总归是梦。那些年月，都已远去，更多的是苦涩的记忆。虽然小敏现在年事已高， 记忆已无法连缀，但那些刻骨铭心的片断还在。她说那次去野外给地下组织的一个会场送饭，掉进了沟里，摔得满脸是血，饭送到了，她却浑身扎满了圪针， 父亲含着泪在油灯下为她挑了半夜，挑出来的圪针血肉模糊，有小半把……那次为躲开敌人的哨卡，在小路上转得迷路了，深夜返回的路上又遇见了土匪，死里逃生回到家里，胳膊受了重伤……那次为躲避敌人的追踪，带着给地下党准备的干粮躲进一个废弃的红薯窖里，差点窒息……记忆最清晰的，是那次被日本人抓去，关了三天三夜，日本的翻译官百般诱惑，告诉她，只要把共产党的事情说了，给买花衣裳，给好东西吃。但是她一直装哑，日本人没办法，往死里打她，用枪托把腿打残了，残疾至今……小敏述说这些磨难的时候，永远用“那次”表达时间。因为那些艰苦卓绝的经历已经不能用数字表示。

小敏试着问了我一句话，她所做的一切，是否还有人记得？我说，记得，一定都记得。红色段庄留给人们的记忆，就包括你。虽然过去我们不知你的姓名，但是，我们知道，在建立新中国的征途中，一定有一个身影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