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伟宽

腊八节一过，年味就一天天地浓醇起来。

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个经济拮据、缺吃少穿的时期，我脑海中关于过年的记忆，大部分都离不开温饱问题。我的老家在豫中农村，祖祖辈辈过着土里刨食的日子，父母恨不得一分钱掰做两半花。我家中姊妹四个，我排行老三，因为上面有两个哥哥，我平时穿衣服基本上都是拾破头，一件衣服常常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完给老三”，只有过年时，父母才舍得从会上扯块布，给我们每人做身新衣裳，大年初一才能开始穿。过年能穿新衣服，能吃好的，能挣压岁钱，或许就为这点原始而朴素的愿望，小时候对于过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期盼。进入腊月后，天天掰着指头数日子。

我妈一般都是在腊月二十七八那两天出油锅，炸丸子、炸豆腐、炸酥肉、炸鸡块、炸油馍、炸麻叶……一炸就是满满一大盆子，黄斓斓、金灿灿，外焦里嫩，闻着香吃着更香，我们姊妹几个那几天可以敞开了肚皮吃，可谓过足了嘴瘾。

盼望着，盼望着，除夕终于来了。天还没黑，远村近寨已经淹没在此起彼伏的烟花爆竹声中。妈妈早早包好饺子，准备一大桌子丰盛的年夜饭，家里三代同堂欢聚一起，一边吃喝说笑，一边守岁熬年疙瘩，看谁最后一个打瞌睡，以此共同告别如水的岁月，憧憬对新一年的希望。尽管家里没有电视，还经常停电，但煤油灯下，煤火炉前，一家人依然其乐融融，喜庆祥和。

好像是1987年，郑州的大姑把家中淘汰的一台黑白电视机送到了乡下家里。当时村里有电视的人家还没有几户，年三十来看央视春晚的左邻右舍比平时更多，北头堂屋里早早地就挤满了人。大家围坐在电视前，嗑着瓜子，吃着糖果，唠着家常，有时信号不稳定了，还得时不时地有人出去转转天线，欢声笑语溢满房间。新年的钟声敲响，大家到院子里放过接年的鞭炮烟火，又赶紧回到座位，生怕错过了哪一个精彩的节目，直到电视里响起《难忘今宵》那熟悉的旋律时，才意犹未尽地各自回家。

在老家，有“大年初一早上不兴叫起床，一天不能动扫帚扫地”等习俗，大概是人们辛勤劳作了一年，这一天要尽情睡到自然醒，尽享劳动成果的意思吧。记忆中，大年初一早上，父亲总是第一个起床，天刚蒙蒙亮，当我们姊妹几个还在甜美的梦乡时，父亲已在院子里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就像起床号一样，把我们兄妹几个从暖和的被窝里唤起。

外面滴水成冰，室内幸福温馨。等我们穿上一身新衣裳洗漱完毕，父亲已热好了一锅肉，妈妈已把饺子下了锅。啃上一块大骨头，吃上一碗热饺子，心中幸福感满满。年初一早上包饺子时，妈妈会按习俗把一枚硬币包进一个饺子里，据说是谁吃到了谁这一年有福气。记得爷爷和二哥吃到的次数最多，我连一次也没吃到过。有一年为了证明我有福，我偷偷把一枚事先准备好的硬币塞进碗中一个饺子里，然后再装作若无其事地吃起来，并故意在咬到硬币时大叫一声，“哎哟，咯到牙了！”然而不一会儿等有人真的吃到硬币时，我这个“李鬼”就现原形了。

大年初一，撅屁股作揖。当然，作为懵懂少年，我最期盼的还是压岁钱。早上起床后，我第一个跑到爷爷奶奶那里去拜年，说声“新年好！”爷爷奶奶就会笑呵呵地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零钱给我们压岁。

从大年初二之后几乎天天是串门走亲戚。反正我是乐此不疲的，喜欢跟大人们一起凑热闹，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吃好的，而且还能挣压岁钱。最热闹的要算初二去潭口村姥娘家，这天几个姨都会去串门子，在外工作的三舅也会回来。那时二舅还在东北佳木斯部队当军官，说不定哪年碰上他和二妗子回来探亲，我们几个外甥外甥女最高兴。二妗子出手大方，给我们发的压岁钱最多，每人10块钱呀，而那个年头，其他亲戚还都是五毛一块呢！

父母允许我们兄妹几个自己支配压岁钱。我和二哥爱看小人书，每年大年初四到张得街乡里工作的二舅家去串门，都忘不了到街上的新华书店去走一遭，用压岁钱买上几本喜欢的小人书，回来路上就迫不及待地边走边看，4里多地的路程往往一走几个小时，天黑透了才到家。那时妹妹还年龄小不懂事，我和二哥经常以帮她数压岁钱为由，偷偷顺走她个块儿八角。

时间如白驹过隙促人变老。1994年，我考上了军校，跨越了农门，告别了缺吃少穿的苦日子。再后来，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扎根军营，幸福而知足。如今一年年来去匆匆，生活越来越好了，但不知怎的，现在的肉咋吃也没小时候香了，心中对过年的期盼也没那么浓烈了，记忆中的年味真的渐去渐远了。也许，它早已沉淀成内心深处那抹淡淡的乡愁，时常牵魂萦怀，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