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素钦

我家珍藏着一张很大的芦苇席，苇篾微微发黄、大小均匀，席花紧密、排列有序。每每夏天，我就拿它铺在床上。燥热的夏夜，躺在上面，浑身清爽。这席是我父亲编织的，我们姊妹八个，一人一张。这张苇席，融入了我许多关于芦苇的记忆。

儿时的故乡有绵延两千多亩的芦苇荡，这里是孩子们的乐园。春天在芦苇荡里采摘野菜；夏天在芦苇荡里捡“水牛”，敲“气肚蛤蟆”，捉“苇喳喳”；秋天剪芦花；冬天吃苇芽。

那个年月，芦苇是一个家庭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它带给孩子们无尽快乐的同时，带给大人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辛劳。

春夏“薅苇子”。暮春，芦苇已经长到两米多高。芦苇地里有很多绞股蓝，狗儿弯藤……这些藤蔓植物，顺着苇秆往上爬，把附近的芦苇紧紧缠绕在一起。如果不提前拔掉，它们会把芦苇缠折，所以隔三差五要去苇地里拔草，我们这里称之为“薅苇子”。关于薅苇子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新媳妇，被公婆派到地里薅苇子，新媳妇到地里，看着一棵棵拇指粗的芦苇，发起了愁，她用力地薅，手掌磨破，一棵也薅不下来，难为地大哭起来……

秋天砍芦苇。秋天里的第一次霜降，预示着该砍芦苇了。四里八乡砍芦苇的时间是统一的，提前一天各大队部会下发通知。第二天，起五更，摸黑下苇地，热闹极了！路上大车小车，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一家子都去，有的还提前通知了亲戚。砍苇的好手速度快、割的苇茬低、捆的芦苇把子不容易散。成捆的芦苇被运回家，然后靠到房檐下自然风干。人多力量大啊！两千多亩的芦苇荡，一上午便荡然无存。

冬天刨苇茬。刨的时候要躲开藏在泥土里的苇芽。每一个芦苇芽，都是一个希望。苇茬上有时也会有苇芽，这种苇芽长大了也不成材，还影响其他芦苇的生长，就成了我们口中的美味。

故乡的大人没有空闲的时候。地里没有了农活，就开始在家里剥苇子、编苇席。我常常惊叹于父亲剥芦苇的速度，芦苇在父亲的手里翻转，苇叶唰唰落地。不论是拧还是揭，经他剥的芦苇总是干干净净的。每次我剥苇子，总是很费力地把紧贴在苇子上的苇叶揭起、拽下，手指都被刺破了，苇节部分还会留下一部分叶子。我以为父亲的手里有神器，曾数次翻开他的手掌，每次只能看到那厚厚的茧子。

父亲的手很巧，他能用红色高粱秆和金黄色的芦苇秆编织成花色的席，席上四角编出大红的喜字。农村的孩子结婚，喜床上，或旧或新，或买或借都要铺上一张这样的席。有钱的，会在喜床靠墙位置再钉一张大花席。我家老屋卧室里，有一张老式大床，靠床的墙上，钉着一张红白相间的圈床席，席上“天下太平”四个字清晰依旧。这张席是父亲亲手编织的，是他和母亲结婚时最奢侈的婚房装饰。

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曾编出有“毛主席万岁”“石桥店革委会”字样的花色大席，送到了县博物馆展览，后不知所踪。

因为父亲手巧，左邻右舍常常拿着苇篾到我家来编席，一是热闹，二是可以学些手艺。

编席的人先是蹲着，脚麻了就跪着，膝盖疼了就坐在脚脖子上，实在太累了，就躺在自己尚未编好的席上伸伸腿。每次母亲做好了饭，总是喊了又喊，父亲的手指仍在苇篾间穿梭。我们常拿了馍坐在父亲身旁，父亲编几下，抬头咬一口。

编好的席子要带出去卖。父亲年轻时跟着爷爷挑着席去卖，为了在天明之前赶到卖席的地方，他们凌晨三四点就从家里出发了。细长的扁担，一头一捆席，扁担压弯了爷爷的腰。拄着拐杖的爷爷挑不动了，父亲就跟着乡亲，挑着家里的希望出门。上世纪70年代初，家里买了一辆黑色的二八自行车，父亲开始骑着自行车去卖席。每次，父亲至少会带两捆席，自行车后座上，两捆席挡住了父亲宽厚的脊梁。后来，家里又买了一辆同样的自行车，长大的姐姐们开始蹬着自行车跟父亲去卖席。

那一年，四姐和父亲一起骑车去四十里外的襄县（今襄城县）卖席。那天席卖得很迟，散会时还有几张没有卖掉。归来行至堂街阴山，天已经完全黑了。没有月亮，他们凭记忆骑着自行车颠簸在山路上。拐弯时，四姐忘了前面就是陡坡，没来得及捏刹车。紧跟在后边的父亲就听到四姐“伯（bai）呀！”的一声惊呼，就没了声响。阴山脚下是奔流不息的汝河水，父亲跳下自行车，就着山势往崖下滑，一边滑一边大声喊着四姐的名字。还好，四姐连人带车滚了下去，自行车被树绊住，四姐死死抓着自行车，才没有掉到深不见底的河水里。

晚上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今后再也不让孩子们跟着我去卖席了。”母亲幽幽地叹了口气说：“你也别出去了，给席贩子吧。”

因为一张席给席贩子要比自己出去卖少好几角钱。之后，我五个姐姐其中的一个仍然会和父亲出现在各地的庙会上。

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高档凉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用苇席的越来越少，砍下来的芦苇开始当柴烧。后来，芦苇荡被拖拉机统一耕掉，种上了庄稼。浩渺的芦苇荡，机器的轰鸣声是它唯一的葬乐。

芦苇荡消失的那一年，父亲为我们每人编了一张苇席，连同芦苇的记忆一并送给了他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