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筠

一个人在尘世打坐、默想、行走，然后跃入云端。夕阳在他的身体上划了一下，就与俗世隔开了。

一个人走了，好像死神带走的只是沙砾似的身体，他那蔚蓝色的灵魂仍在往昔的校园里，喧嚣的街市上，夜晚跳动的书页间游走。他的脚步在这个小城从来没有停止过，有文学有诗歌的地方，就是他的灵魂翱翔的地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记得他来编辑部时，总是坐在我们办公室的右侧藤椅上，脸对着东墙，好像太阳升起的方向有人生的隐喻。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他高大的身躯摇晃到文联的小红楼，编辑部的办公室就会传出他高亢又有点沙哑的说话声。一层楼的人都知道师专的知名教授——诗人葛泽溥来了。那是文学最鼎盛的时期，那个时期中原的土地上，小说、散文、诗歌混合着玉米、高粱、大豆咯吱咯吱一起生长，葱郁得没了王法。中兴路北段的文联编辑部成为迎来送往的地方，常见手提黑色人造革皮包，紧着小步，头发或光顺或扎煞，或往前伸着头，或仰着头的文学朋友在这里出出进进，成功的喜悦杂陈着失败的烦恼，宏大的理想牵绊着人生的琐碎，无数人的文学梦在市文联办的刊物上吐丝发芽。

他是我们刊物的大作者。

那时葛泽溥老师五十多岁，意气风发，他曾在不少知名刊物发表过诗歌，在中原属于名列前茅的诗人。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开封师范学院，在平顶山师专任教期间执教《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等课程，编辑出版《平顶山师专学报》。无疑，葛泽溥老师是当时平顶山最高学府——平顶山师专的一面旗帜，学生分布在大江南北，有不少人日后成为知名教授、作家、诗人。

也是在编辑部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有一次我称呼他“舅舅”。我母亲是葛姓，所以看到葛姓人就亲切了几分。我喊他舅舅，编辑部的老师们哈哈大笑，葛老师也笑，他用手指理了理坚硬的发丝说：“舅舅就舅舅，凭空里多了一个外甥女，哈哈哈……”在中原，舅舅是严肃的称谓，庄严得像起伏的山川，一点马虎不得。乱叫“舅舅”是会挨揍的。我喊他舅舅也是严肃的。我喊他舅舅的时候，叶公曾经用衣袍扑打过的澧河就向我奔涌而来，悸动的乡情腾起的浪花，把我的睫毛和十个稚嫩的指甲都打湿了。

葛老师虽不是我的授业老师，但引领我一步步亲近诗歌，去关注诗歌。在他滔滔不绝的话语中，苏金伞、青勃、孟应灵、王绶青等诗人有灵有魂、有骨有肉地站在我的面前，他们在我的视野里彼此交谈，笑着畅谈新诗的未来，世纪的风穿透了中原诗人的胸腔，他们以诗歌的人生打坐、默想、行走。

我和葛老师的缘分还在继续，有些事是无法掌控的。记得有几天，编辑部的电话频繁响起，如患了失心疯。文友们在电话里问道：“这期杂志上的葛豆豆是葛泽溥老师的女儿吧，文笔不错啊！”“老葛的孩子也写作啊，子承父业啊！”……

在一个时期，我开辟了“葛豆豆”的笔名，没想到一个名字“惹祸”了，把我这小编辑、小作者和一位大诗人联系在了一起，仿若一棵小树和一片天地连结在了一起。

有一天，葛老师见到我时，第一句话就是，“给我儿子介绍个对象吧！”语气急促，眉头深锁，一副十万火急的样子。我一愣，一个诗人伟岸的身体里竟然有一颗水草般柔软的心。我一直觉得诗人都是站在海边的巨石上，或者屹立在高原上，双手掐腰，遥望远方，任诗句滚滚而来，不会关心人间烟火。

“赶紧给我儿子介绍个对象吧！”后来，他几次在电话中催促，下命令。记得那是一个春日，当阳光、帅气的葛公子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忍不住笑了：有子如此，何劳葛老操心！

那个时期，文联的小红楼是温馨的，每当有远地的作者风尘仆仆而来，一般是要留吃饭的，大多时候要编辑自掏腰包请客。有时候在街边摊儿，有时候就在小红楼错对面的豫华楼。一条街见证了一个城市的腾飞，也见证了作者和编辑朴素而深厚的情谊。

葛老师谈兴总是浓烈，一个诗人，一首诗，一个话题就是小半天，直到日影变短又拖长，城市的毛孔里散发出五谷和酒的味道，他也不在编辑部吃饭，总是摆摆手，谢绝一番好意。然后，高大的身躯就走出屋门，走出小红楼，几分钟后，他就被人流拥向街头的公交站，寻找自己回家的方向了。

而小红楼的走廊上，他的脚步声好像还在响着。

不知道哪天，他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小红楼，或者是树叶金黄的时候，抑或是大雪扑打城市的时候，谁知道呢，一个诗人好像眨眼之间在我面前隐藏了。许久没有提到，一个名字也不会枯萎，一个人的名字会在集体记忆里扎下根，并向四周伸展出力量。

几年前，我向平顶山学院的赵焕亭教授打听葛老师的消息，未果。却在疫情之年的九月初惊闻噩耗，得知葛泽溥老师已于八月二十七日驾鹤仙逝。又听闻，葛老师立下遗嘱：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瞬间天地漂移，呼吸凝固。

我依稀看到，一位老人向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向照耀过他的日月星辰挥挥手，手指理了理桀骜不驯的银发，然后一转身，消失在未知中。

或许，那是一个诗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