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旭峰

同学群里一个聚会的通知，让我想起一段尘封往事，那年的那个“失窃案”。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一所乡镇中学读书。学校青砖灰瓦，古朴幽静，无花果常常在不经意间探出头来，紧张的学习之余，偷偷摘一个塞进口袋，带来莫大的慰藉，一天都会甜蜜。北面一排两层楼房，木的楼梯，木的地板，嘭嘭嘭，走在上面闷声闷气。二楼尽头有两间图书室，大都是些线装的或发黄的老书，印象中，从来都没有对我们这些乡下孩子开放过。图书室的门紧紧关闭着，像关着一群旧灵魂，但我胆子大些，总想认识一下他们。写这些书本的人，那些穿着长袍的、气宇轩昂的人，都去哪儿了？

校园的钟是一个炮弹壳做的，吊在一棵核桃树粗壮的胳膊上。在和平年代，炮弹壳沙哑地振动我们，启蒙一群群刚走出泥土的孩子。敲钟师傅有点歪嘴儿，每当敲上课钟时，他的嘴歪得格外很，敲下课钟时则复如常状。可能他和我们一样，上课攒着一股劲儿，下课甩了包袱般轻松吧。他和学生一起努力，所以我挺喜欢他。我在想，炮弹壳上有多少个铁锤留下的痕迹呢？有多少个是敲给我的呢？

教学楼前有一个三十平方米的水池，红石垒砌，周边也用条石围堰起来。杨柳拂面，里面泉水涌动，蟹动鱼走，燕子衔泥弄水，喜鹊过来蘸水沐翅。在水池的西北角，有一独立的长方形、两平方米左右的内池，水清澈见底，不时从底部翻滚上来一串串水泡，咕嘟咕嘟，犹如大地的低语和沉思。这是我们的水缸。夏天水凉，冬天温热，每天，我们排队走下红石台阶，取水刷牙，饭后洗碗，渴了直接舀水痛饮。我们如玉米般慢慢长高，日渐结实、饱满。

初二的时候，班里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一位同学在宿舍丢了五元钱，这五元钱是母亲让他周末从镇上给家里买东西用的。五元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二分钱就能买一个大白馒头。班上刮起狂风，课堂上也能感觉到瑟瑟的冷。班主任以及任课老师都是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希望利用一节课的时间争取“破案”，迅速恢复课堂秩序。

先从心理战开始。一群老师在窗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班主任站在讲台上目光犀利，说：“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基本情况，钱在哪里我们基本清楚。只要把钱交上来，免于一切处分。”还说，你有困难，大家可以帮助……总之用了各种策略，但一无所获。教室里空气凝重得要爆炸。折腾近一节课，几位老师交换一下眼神，班主任总结道：“好了，那位同学心里也该有个数了，这样吧，从哪儿拿的，悄悄给人家还回去，或者晚自习后送我办公室，今晚我办公室的门会一直开着……”

钱最后是怎么回到失主手里的，大家都不知道，总之一切归于平静。时间打着灯笼走远，“作案者”面目模糊，看不清是谁，但他的确存在于我们中间。这个“失窃案”一直是个谜，因而时常想起。不是鄙视和憎恨，更多的是对青春年少的一种祭奠，是对那个年代的怀念。

同学聚会我终究没去。看着同学们一张张陌生而又熟悉的身影，那些变了形还在强装年轻的影像，我深深的失落。时间呀，你真的是蛮不讲理，一节节啃咬我们生命的甘蔗，远远近近地召集来，却让他们因喜悦而相对无言。

霞打电话来，趁着酒劲儿，挖苦我置同学情谊于不顾，说：“把你从同学群里剔除了！”然后她话锋一转，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吗？那年那个‘失窃案’，他今天专门‘投案’来了，当着咱老师和同学们的面，抱着班主任大哭……”

我的天！我急忙问：“谁？谁？谁？”她那边好像抽泣了一下，狠狠地说：“不告诉你，谁让你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