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刚

1977年，我出生在新城区管委会西南部一个叫梁庄的小村。老家地处偏僻，离镇上有十几里地，闭塞的交通和贫穷的生活让照相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那时，老家附近没有固定的照相馆，仅有些流动的照相师傅走村串巷为村民服务。一些家境殷实的人家遇到喜庆事儿，比如结婚或者生小孩，都会把照相师傅请到家里来照相。虽然当时照一张黑白照片也就两三毛钱，可对于土里刨食的乡亲们来说，连买盐的钱都是鸡蛋换来的，哪会舍得把钱花在照相这件不顶饥不顶穿的事情上呢？

1984年，我七岁，一天村上来了照相师傅，放学后我和小伙伴们挤在人群里看热闹，一些顽皮的孩子故意凑到跟前，瞅准机会伸出小手在相机上迅速摸上一把，然后便笑着跑开了。毕竟那时候相机属于稀罕物，对于我们这些孤陋寡闻的乡下孩子来说，更是感到新鲜和好奇，对于那个方方正正、黑不溜秋的家伙居然能把人影印在纸上，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听着清脆的咔嚓声，看着别人家一脸欢笑摆着姿势照相，我羡慕不已，心里像猫抓了一样。闷闷不乐回到家里，当教师的父亲在学校里没回来，母亲正忙活着做饭，我鼓足勇气对母亲说：“妈，我也想照相，长这么大我连一张都没照过。”面带难色的母亲愣了一下，凝眉思索片刻后语气坚定地说：“中啊，等你哥、你姐下学回来，咱们照一张。”听罢此言我兴奋不已，跑到门外翘首企盼着哥哥姐姐快些归来，并向伙伴们炫耀这天大的喜讯。很快，照相师傅来到了我家院子里，最终将地点选在了堂屋门前。母亲慌忙中用手拢了拢有些凌乱的头发，笑吟吟地坐在板凳上，我和哥哥姐姐立正站在母亲身旁，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随着照相机咔嚓一声响，我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被这样被定格在老家的土屋前。

1989年，我上小学五年级，头脑灵活、生财有道的照相师傅又掌握了一门新技术，在冲洗出来的黑白照片上涂上颜色，美其名曰“彩色照片”，每张比黑白照片要贵上一毛钱。当然，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彩色照片，制作工序并不复杂，仅是用画笔蘸一些不容易褪色的颜料，将照片中的人脸涂成粉色，将衣服涂成蓝色，将树啊草啊涂成绿色，如此而已。虽然照片上的色彩严重失真，甚至看上去有些滑稽，可毕竟让人眼前一亮。

1991年，我上到初中三年级，农村的经济条件已经有了很大好转，乡亲们手里有了闲钱，有照相需求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每年毕业季，是照相师傅最忙的时候。证件照是每个毕业生必须要照的，准考证、毕业证等好多地方都要用。照证件照简单快捷，随便找个光线不错的地方，摆一个凳子，后边挂一块布作为背景，按照照相师傅的提醒，头放平腰挺直，咔嚓一声就完事。不过有时候，遇到个别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的男生，照相师傅就没有那么轻松了。为了不让蓬乱的头发和皱巴的衣领影响整体效果，照相师傅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亲自下手，直至帮其把头发捋顺溜儿或者把衣领弄平展，这些看似微小的动作时常惹得围观学生哄堂大笑，照相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也羞得满脸通红。那时候已经有了逼真鲜艳的彩色照片，价格也不算贵，块把钱一张，除了集体照一张毕业合影外，即将毕业的学生们也会破费一回，找一个喜欢的背景，和一些要好的朋友合影留念。照完相后，大家盼望着照相师傅早一天送来照片，那种焦急的等待不亚于小时候盼着过年。虽然毕业前的那段时间学习很紧张，但忙中偷闲，大家总会凑到一块儿拿出照片评头论足。那些记录着青春足迹、象征着同学情谊的照片，如一缕缕清新的风，给紧张枯燥的学习生活带来一丝轻松和惬意。

1995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老家的学校任教，当时镇上已经有了多家专业照相馆和婚纱摄影店，不少富起来的农民还自己购置了照相机，出售胶卷和冲洗照片的摊点遍地开花，流动的照相师傅已经难觅踪影，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到了2000年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数码相机、电脑等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我是2003年和妻子喜结良缘的，当年，我参加一个征文活动，获得了一等奖，奖品是在本市一家影楼免费照一套婚纱照。照完那套价值5000多元的婚纱照，我和妻子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要知道，当时仅婚纱照这一项开支就相当于我们两人一年的工资。

新中国成立70年，一帧小小的照片见证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黑白到彩色，从胶卷到数码，从两英寸结婚照到自拍美颜照，从专门请照相师傅上门到老人孩子都能玩抖音……每一次照片的更新和升级，都见证了物质文化生活的飞跃。一个个普通人家的照片变奏曲，折射出的是从黑白记忆到缤纷影像的时代变迁，汇聚成的是新中国成立70年巨大成就的交响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