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民
近读传记文学《邓稼先》,看到这样一个情节,令我感动不已。
不少人问过邓稼先,搞两弹得到多少奖金,他总是笑而不答。1986年5月,邓稼先病危,远在美国的挚友杨振宁赶了回来,到医院看望他,也问到了奖金的事情。邓稼先伸出两个手指,杨振宁猜说20万、2万、两千,均被否定。邓稼先说,20元。杨振宁以为他在开玩笑,邓夫人许鹿希补充说,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10元奖金能干什么?能买几斤苹果、半袋面粉而已,这个数目也确实不那么“鼓舞人心”。邓稼先为了新中国的“大炮仗”(钱三强语),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立下不世之功,凭他对两弹的巨大贡献,给多少奖金都不为过。但他是为事业而活的,最关心的是两弹的成败。在接受两弹任务时,他曾表示,这个事情能搞成,这辈子就是有价值的,为此去死也值得。而奖金在他眼里不过是身外之物。所以,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在邓稼先辞世后写下悼词:“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功勋泽人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也特地撰文悼念这位相交半个多世纪的挚友:“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两弹元勋里,像邓稼先这样轻名利、重事业,轻索取、重奉献,轻享受、重创造的科学家还大有人在。“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在1994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秘书代他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在把奖金捐出时,钱学森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无独有偶,“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也将自己的100万港元奖金悉数捐献,用来奖励从事科研事业的后来者。当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主持人问他何以如此时,本以为彭桓武会说出一番既慷慨激昂又动人心弦的表白,没想到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三个字:没用处。
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群奉献者的伟大精神,明白了一个道理:从事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要凭借内心发出的热爱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而不可能凭借金钱的支撑和激励。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对那些没有信仰只认金钱的凡夫俗子来说的,而对邓稼先等志存高远、以天下为己任、不惜一切牺牲为民族铸剑的伟丈夫来说,事业的成功、国家的强盛、人民的肯定,才是发给他们的最好奖金。因为他们是大写的人,是民族的脊梁,是人民的优秀儿子。
平心而论,我们都是现实的人,衣食住行都要花钱,因而奖金是可喜的,也是重要的,但世界上还有远比奖金更重要的事情,以身许国,倾情事业,看淡名利,才是君子所为。而且,一个人的正常消费量和所需金钱是很有限的,无非“夜眠八尺,日啖二升”,再多就是暴殄天物,也会成为累赘。因而,一个人如果太注重那些身外之物,贪得无厌,自戴名缰利锁,为物欲所驱使,在“衣食足”“仓廪实”之后,还要疯狂和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不仅是愚蠢和可悲的,而且也是十分危险的。
古人诗云:“名利最为浮世重,古今能有几人抛?”正因为少如凤毛麟角,才更显其难得珍贵,也更令人景仰敬重;两弹元勋邓稼先、钱学森、彭桓武,无疑便是那自古至今的“几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