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民

近读传记文学《邓稼先》，看到这样一个情节，令我感动不已。

不少人问过邓稼先，搞两弹得到多少奖金，他总是笑而不答。1986年5月，邓稼先病危，远在美国的挚友杨振宁赶了回来，到医院看望他，也问到了奖金的事情。邓稼先伸出两个手指，杨振宁猜说20万、2万、两千，均被否定。邓稼先说，20元。杨振宁以为他在开玩笑，邓夫人许鹿希补充说，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10元奖金能干什么？能买几斤苹果、半袋面粉而已，这个数目也确实不那么“鼓舞人心”。邓稼先为了新中国的“大炮仗”（钱三强语），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立下不世之功，凭他对两弹的巨大贡献，给多少奖金都不为过。但他是为事业而活的，最关心的是两弹的成败。在接受两弹任务时，他曾表示，这个事情能搞成，这辈子就是有价值的，为此去死也值得。而奖金在他眼里不过是身外之物。所以，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在邓稼先辞世后写下悼词：“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功勋泽人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也特地撰文悼念这位相交半个多世纪的挚友：“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两弹元勋里，像邓稼先这样轻名利、重事业，轻索取、重奉献，轻享受、重创造的科学家还大有人在。“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在1994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秘书代他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在把奖金捐出时，钱学森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无独有偶，“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也将自己的100万港元奖金悉数捐献，用来奖励从事科研事业的后来者。当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主持人问他何以如此时，本以为彭桓武会说出一番既慷慨激昂又动人心弦的表白，没想到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三个字：没用处。

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群奉献者的伟大精神，明白了一个道理：从事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要凭借内心发出的热爱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而不可能凭借金钱的支撑和激励。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对那些没有信仰只认金钱的凡夫俗子来说的，而对邓稼先等志存高远、以天下为己任、不惜一切牺牲为民族铸剑的伟丈夫来说，事业的成功、国家的强盛、人民的肯定，才是发给他们的最好奖金。因为他们是大写的人，是民族的脊梁，是人民的优秀儿子。

平心而论，我们都是现实的人，衣食住行都要花钱，因而奖金是可喜的，也是重要的，但世界上还有远比奖金更重要的事情，以身许国，倾情事业，看淡名利，才是君子所为。而且，一个人的正常消费量和所需金钱是很有限的，无非“夜眠八尺，日啖二升”，再多就是暴殄天物，也会成为累赘。因而，一个人如果太注重那些身外之物，贪得无厌，自戴名缰利锁，为物欲所驱使，在“衣食足”“仓廪实”之后，还要疯狂和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不仅是愚蠢和可悲的，而且也是十分危险的。

古人诗云：“名利最为浮世重，古今能有几人抛？”正因为少如凤毛麟角，才更显其难得珍贵，也更令人景仰敬重；两弹元勋邓稼先、钱学森、彭桓武，无疑便是那自古至今的“几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