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松

杨绛先生走了，百年人生华美谢幕。“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谁能像她这样优雅地老去，如此尊贵而从容。

最早知道杨绛，是上高中时老师讲《记念刘和珍君》，说到镇压学生运动的女校长杨荫榆，老师说她就是杨绛的姑姑，而杨绛是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妻子。因此，我对杨绛这个名字记得很清，总想找一些她的书看看。

多年后，我买了她的书《干校六记》，读了有一种清雅的感觉，好像深山中的茉莉，不温不火，兀自盛开；又像寒冬里的蜡梅，不亢不卑，不哀不怨。《干校六记》的书名和篇目，都源自清朝沈复的《浮生六记》，从衣食住行、同志之谊、夫妻之情等琐事中反映知识分子于“文革”中在干校的劳动生活。虽然是离开北京下放河南农村劳动，但他们夫妇仍旧坦然处之。杨绛被分配在菜园班，每天早出晚归，集体劳动，还参与过掘井的工作。“我以菜园为中心的日常活动，就好比蜘蛛踞坐菜园里，围绕着四周各点吐丝结网；网里常会留住些琐细的见闻、飘忽的随感。”

菜园距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过十多分钟的路。当时，钱钟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钟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在那贫穷艰难的日子里，他们始终相扶相携，尽力想办法享受生活：“过年厨房里买了一只狗，烹狗肉吃，因为比猪肉便宜。有的老乡爱狗，舍不得卖给人吃。有的肯卖，却不忍心打死它。也有的肯亲自打死了卖。我们厨房买的是打死了的。据北方人说，煮狗肉要用硬柴火，煮个半烂，蘸葱泥吃——不知是否鲁智深吃的那种？”

去年夏天，我到南方出差，专门带着《干校六记》在高铁上翻看。可以说，《干校六记》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却淡淡地写尽了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这是杨绛先生的睿智和优雅，正如天上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哪怕漫天乌云，只要抬头看见有这么一道金边，也能给人无限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的尊严和希望。

杨绛和钱钟书获得自由之后，他们决定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终日沉溺于学问事业。在他们眼里，一切的名利都如浮云，唯有时间重于黄金。

即便在动荡的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世界名著《堂吉诃德》，至今仍是中文最好的译本。

生于清末的杨绛，常常自豪地对人说：“我比中华民国还年长100天！”话语里透出的是一种豁达、开朗，一种骨子里的优雅。

在她的独生女儿钱瑗因病去世百日后，杨绛才去了北师大那棵深埋女儿骨灰的雪松旁，安静地坐了坐，她说：“从此老母肠断处，明月下，常青树。”白发人送黑发人，怎不令人哀伤？仅仅一年后，钱钟书也去世了，打击接踵而至，已经垂垂暮年的杨绛仍然坚强而热情地活着，优雅地面对生活。

她把悲伤留在心底，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工作中，在家中著书、译书，并整理丈夫的遗作。人们赞叹她淡泊名利，竟不愿领导拜访；大书特书她在北京三里河的寓所没有装修，只有白墙与水泥地；人们更惊讶于她竟将稿费全都捐给清华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支持家境困难的大学生继续学习。

年过九旬后，多少人能够像她那样优雅。93岁时，她写出了《我们仨》一书，感人肺腑；96岁时，她写出了《走在人生边上》一书；103岁时又写出了长篇小说《洗澡》的续集《洗澡之后》。然而，她却谦逊地笑言自己“一事无成”。

105岁，不可不谓长寿。但火萎了，杨绛先生利落起身，到天国去再续“我们仨”的情缘。这是一树繁华落尽的优雅，淡然而纯净。

“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杨绛先生早已将离去看得那样平淡，平淡如尘土。正如徐志摩作别康桥那样：“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