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票房电影不是一无是处的。但电影产业发展到今天，艺术院线的建设迫在眉睫，通过拉长排期、设立艺术院线，给文艺电影一定的空间，鼓励不以商业为目的的创作可以让文化多元发展。这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不能每部片都下跪对吧？

——关于《百鸟朝凤》的讨论声中，导演徐峥如是说。

所谓“张学友式体面”关键词有二，一是温暖，二是清醒：张学友轻描淡写地表示“想趁体力尚可的时候再做一次，也告诉二十多岁的后辈，坚持一下你们也可以在我这把年纪继续唱歌”。不管是场面话还是真心话，张学友式的体面因为在娱乐圈愈发稀缺，所以愈发珍贵。

——记者钱恋水评论有关张学友经典演唱会的报道。

在一个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时代，昔日的优质偶像薛之谦虽然一直还在坚持努力地创作优质的作品，但作品带给他的关注度远不如他开的火锅店和网店，没有多少人真正在乎一场认真的雪，更多人更愿意看到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在自己面前摔个大马趴变成一种笑料。薛之谦曾写过一首歌叫《马戏小丑》，竟没料到十年之后，他自己变成了马戏小丑后，才真正又尝到走红的滋味。

——来自《新京报》娱乐人物专访。

《欢乐颂》让我们看到，高阶层的女性不仅在金钱和社会资源上拥有无可辩驳的优势，似乎连在智商上，都是碾压级的，这才让大家讨论得痛彻心扉。

——专栏作家侯虹斌评论热播剧《欢乐颂》。

我有一个感觉（并没有科学根据），中国文艺工作者的产量远远低于西方同行。金庸小说只有15本，牛群冯巩的相声不超过20段，有些人一辈子唱那么几首歌，演员、导演也差不多；而对比之下，柯南·道尔写了60篇福尔摩斯的故事，史蒂芬·金永远都在写新书，等等等等。其中原因，可能是西方文艺工作者把这些事更当成一个正经工作，更有敬业精神，而中国同行一旦成名之后总想更上一个层次，不光吃手艺饭了，这还不算各种社会活动。举办典礼，请史蒂芬·金题词？这种事情闻所未闻。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研究员，物理学家“GK同人于野”说。

我一直就反对一切针对儿童的微信投票活动，什么“最美小天使”，说到底还是拼“最强爸妈”的人脉。这些活动背后的目的其实是活动方为了提高公众号的粉丝量，既缺少公平也没啥意义，最后反而可能传递给孩子们一种扭曲的价值观，这些活动还真是残忍呢。我是懂自身强大才能给孩子带来更好生活的道理，但我也觉得，真正强大的父母和优秀的孩子，不依靠点赞来获得优越感。

——几乎每个人的微信群里都有帮忙投票的请求，网友“冬二十五”如是表达其观点。

他们初见时，钱钟书第一句便是“我没有订婚”，杨绛则以“我也没有男朋友”作答。此后结伴牛津与巴黎，似乎已是仅有的宁静。自身颠沛流离之外，这爱情还难免被消费，各种猎奇文字以传记、回忆录等名目泛滥，就像林徽因的“四月天”那般，号称传奇，实则都是八卦。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叶克飞撰文表示，杨绛身为一个知识分子，未曾躲过百年中国的所有动荡离乱，稍得安定时，丈夫爱女又双双辞世，被这个时代所辜负，但杨绛依旧尽力保持天真，潜心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它不像柏林，柏林是你真的有片子才能走红毯。一般观众只能从右边走，因为柏林的邀请函上都是写名字的。但是戛纳就比较杂乱，各种路人，只要你有票，你随便都可以上去，都是从红毯上走过，那些所谓的由电影节特邀的，其实好多都不是，只要有票，门口保安看你穿得挺好看的，根本就不会管。

——如今，很多男女明星纷纷去戛纳电影节走红毯镀金。前不久的戛纳红毯上，作为今年中国唯一一位携作品参赛的独立文艺片女演员黄璐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如是说。

我不是堂吉诃德，甘愿深处卑微，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杨绛生前如是说。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一样，他们都不是追求理想世界的普罗米修斯。面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压力，他们的态度是永远保持自我特点，在压力下保持人格风度。有时沉默、有时曲折，但振臂一呼不会是他们的选择。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出自国学大师王国维的遗书。昨日，是王国维的祭日。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于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时年50岁，事后人们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提及王国维，最著名的便是那“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所必经的三种境界了——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