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民中

清朝中期乾嘉年间朴学（也称考据学）大盛，宗师多出南方，出身北方者如凤毛麟角，而武亿被誉为中州朴学开创者。学者姚鼐在《武亿墓表》中说：‘今中州士知读古书、为汉学，自君始。’学者孙星衍赞誉武亿：‘中州读古书，崇经学，搜访碑刻，备一方掌故，多自亿为倡始。’武亿堪称一代大家。

●武亿的生平与仕途

武亿（1745-1799），字虚谷，号授堂，河南偃师人。幼承家教，酷爱读书，年十二，就“遍览九经、诸子，为文下笔千言”，塾师教他经史，能“举疑义以相质难”。但未及弱冠，父母相继谢世，使他“哀痛毁瘠，以读书自励”。乾隆三十五年（1770）应乡试，获中第六名举人。但由于“乡居讲学，力求博通，鲜所师承”，学问一直未能精进，应会试屡不中，直至遇到朱筠。朱筠博学宏览，以经学、六书训士，是“乾嘉朴学的开宗元勋”“乾嘉朴学家的领袖”，武亿对其推崇备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武亿第三次参加会试，留北京居朱筠邸。在朱门下“就书肆购异书，所得金石古文，皆为考证，学日益进”。朱筠负海内文望，门下士多一时贤俊阔达不羁之才（如《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就出自朱筠门下），武亿与之交游开阔了视野，学问大进，“通贯经籍，讲学依据汉儒师哲，不蹈宋明人空虚臆说之习”，奠定了深厚的汉学根基。乾隆四十五年（1780），武亿第四次参加会试中三甲第十名，“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县归班用”。

乾隆五十六年（1791）武亿走上仕途，赴任山东博山县（今山东淄博博山区）知县。乾隆五十七年（1792），和珅专权朝廷，并领步军统领事。他听信妄言认为山东王伦起义被扑灭后，王伦并没有死，只是下落不明，便秘派番役四处寻找王伦踪迹。番役曹君锡、杜城德以缉捕王伦为名，招结无赖十一人，横行山东州县。武亿闻报下令拘捕，先是杜城德恃强倔强，后又拿出提督发的牌照进行威胁。武亿质问他们：“既是牌照命令你们与地方官府合力捕盗，为何来博山已三日不向我报到？而且牌照上明明写着只差遣二人，而你们为何成群结队，耀武扬威？”杜城德等无言以对。武亿依法一一杖之，民皆称快。山东巡抚吉庆知道此事后，担心“将累上官”，以“任性行杖”劾革武亿官职。

武亿罢官后，因为清贫，无资回乡，又“不欲以己事累博山父老”，故应东昌启文书院之聘，开始了自己的讲学生涯。后又主持过偃师二程书院，讲学于汝州春风书院，传道授业，诲人不倦。以小学、经史教谕生徒。武亿自幼酷爱金石之学，在讲学授徒的同时，仍坚持潜心研究。主要金石学著作有《金石三跋》、《金石续跋》、《钱谱》等。经学家江藩在《国学汉学师承记》中说：“（武亿）酷嗜翠墨，游历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扪苔剔藓，尽心模拓，或不能施毡椎者，必手录一本。”又说：“偃师杏庄，去所居十余里，民家掘井，得晋刘韬墓志，长二尺有余，重几（近）百斤，先生肩之以归。”乾隆甲寅年（1794），武亿曾应著名学者阮元之邀，参校《山左金石志》。武亿对恩师朱筠门下学兄章学诚开创的方志学，也极为看重。他曾教育子孙：“读书当期有实用，而实用莫过于地志之学，谓山川地势关津要害，能了如指掌，庶胸中包罗有物。”他参与了偃师知县汤毓倬、翰林院编修孙星衍主持的《偃师县志》的编纂事宜，负责金石部分，著成《偃师金石录》二卷、《偃师金石记》四卷、《偃师金石遗文补录》等，刊刻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

●编纂《鲁山县志》《宝丰县志》

乾隆六十年（1795）冬，鲁山知县董作栋与宝丰知县陆蓉利用在汝州行馆相会之机，商定共同聘请武亿主纂鲁山、宝丰二县志，设志局于鲁山元紫芝琴台，先纂《鲁山县志》，接着纂《宝丰县志》。《鲁山县志》至嘉庆元年（1796）秋完成。董作栋在为《鲁山县志》定稿所写《序》中称：“予于乾隆壬子岁承乏是邦，披阅旧志，进邑之贤士大夫询问掌故，思加订正。自维谫陋，日从事鞅掌期会间，数载以来，未惶惧及。偃师武子虚谷，好古多闻人也，自山左解绶归，著述自娱。去年冬，余介邑茂才李居来，走币达书，以志事相属，虚谷惠然肯来。邑之士大夫鼓舞兴起，遴选尤才者能者，分司采访、校雠。予与虚谷，悉心参酌，凡诸体例一仿史裁归于，证前书之舛漏，扬近事之芳懿。矢诚矢公，阅一寒暑而卒业。为目二十，为卷二十有六。”书前开列《凡例》九则，其中三条最能体现本志书的体裁特点。其一：“旧志所载诗文，今归入建置、古迹。依范致能《吴郡志》例，文繁不杂，最为典据”。恢复了《艺文志》本体，专门著录书目。其二：“采辑金石遗文，与县中墟聚、里居、山川、关隘，对证互见。实为史志所未载，反得散见于此，是以不惮博引详稽，取为方志之要。”这一条之精神贯注于全书，为本志一重大特点。举凡山川、古迹、物产、里甲以至衙署、书院、义学、寺观等目无不于金石遗文中博引详稽，穷究其历史渊源。名家手笔，功力非凡，可见一斑。如物产之香稻，引《文选》之张衡《南都赋》“滍皋香秔”谓“古代滍水之泽产香稻米”。其三：“前志多自为叙论，抄袭一律，望之刺目。今一概扫弃，因文见义，览者自详。”

武亿主纂《鲁山县志》于嘉庆元年（1796）成书后，当年就刊刻了出来，称嘉庆《鲁山县志》。然后如约接着纂修《宝丰县志》，“自草创以迄刊布凡十月”，到嘉庆二年（1797）完成。嘉庆《宝丰县志》结构严谨，仍沿用史书体例，图、表、志、传、记五体并用。资料搜集广泛，《兵防志》最为典型，从隋唐府兵，至金巡捕，元土兵，明屯兵，皆有详细记述，脉络系统清晰，远出一般志书之上。武亿长于金石考据，搜罗金石最勤。该志书二十四卷，金石即有六卷，占全书四分之一，自周迄明末，搜采殆尽。武亿历来主张金石文字与经史对证互解，利用金石资料补缺纠谬，效果显著。宝丰知县陆蓉为该志所作《序》曰：“虚谷中州名士，畏荣好古，耽道研精。其为志也，叙事典而详，辨物瞻而约。复以金石可备参考，乃命其徒求钟鼎于应滨，摹碑碣于蔓草，是以选义引证，多所裨益。非所谓操斧伐柯，取则不远者耶！当其屏浮词，绝臆论，凡若爱古薄今，而诸生有辨疑问难者，亦必参酌，以存其说，虚怀若谷，益可想见其为人矣！”

●编纂《郏县金石志》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之《金石学家列传》第十八《武亿传》有：“修鲁山、郏县、宝丰三志，藉以自给”之语。嘉庆《郏县志》今佚，惟存章玉森《序》，而《序》中不言武亿纂修该志事。武亿纂没纂修过《郏县志》成了疑问。但《清史稿·艺文录·史部·金石类》著录有“《郏县金石志》一卷、《宝丰金石志》五卷、《鲁山金石志》三卷”，“此三种皆为武亿编纂其县志时所撰”。其他资料也有说武亿纂有《郏县志》者。似乎武亿确实纂修过《郏县志》。仔细推敲章玉森嘉庆七年（1802）《重修郏县志序》称：“前令毛君，尝开局倡修，莫获卒业。岁庚申，予承乏兹土，以诸务未理，无遑及此。今岁稍暇，爰商诸外翰张、刘二君，延邑中宿学之士，搜集讨论，共成是编。”章玉森是庚申岁即嘉庆五年（1800）到郏县知县任的。“前令毛君”者乃浙江余姚毛师沆，毛师沆乾隆五十二年（1787）来任郏县知县，嘉庆五年章玉森来接郏县知县前卸任。在鲁山知县董作栋、宝丰知县陆蓉聘请武亿修志时，毛师沆还在郏县知县任上。极有可能武亿修成鲁山、宝丰二县志之后，毛师沆见其效果甚佳，于是趁势“开局倡修”礼聘武亿来郏纂《郏县志》的，但仅完成《郏县金石志》，“莫获卒业”。郏县志没能最终完成的原因是什么？据《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武亿传》载：“嘉庆四年十月，仁宗谕朝臣密举京外各员，内操端洁、才猷干济、于平日居官事迹可据者，得赴部候旨召用。亿在所举中。十一月，县令捧檄至门，而亿先以十月卒矣，年五十有五。”郏县知县毛师沆聘请武亿纂修《郏县志》，刚开个局，尚未来得及终稿，武亿突然病逝了。也恰在此时，毛师沆卸任郏县知县，遂将未完成之《郏县志》稿留给了下任。章玉森刚上任，无暇顾及修志之事，三年后接续修志之事时，已弄不清楚所接收半拉子志稿的详细来由了，因此在《序》中没有言及武亿纂修《郏县志》之事。

不过，武亿在纂修了《鲁山县志》和《宝丰县志》之后，还曾于嘉庆三年（1798）应安阳知县广东长宁举人赵希璜的邀请，帮助其纂修《安阳县志》。武亿由于有纂修《偃师县志》、《鲁山县志》、《宝丰县志》的实践经验垫底，成竹在胸，驾轻就熟，《安阳县志》完成得很顺利，且成为县志的样板，受到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大学士纪昀的高度评价：“试阅其目，井井有条，多合古意。先以图、次以表，挈其纲要；次以志、次以传、次以纪，析其目矣；殿以艺文，乃仿古人之目录，不似近人之附载诗文，其体例不亦善乎？而每条必有考证，不徒杂袭旧文，其叙述不亦确乎？”

武亿

清道光癸卯年刊本《授堂金石三跋》、《授堂金石文字续跋》，武亿撰。

清嘉庆四年刊本《安阳县金石录》，武亿撰。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