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伸眉

12月16日是老伴老王离开我整整四年的日子。他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对我的关心支持，对孩子的爱护教育……时时刻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和老王都在叶县完中教语文。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0月，我在北京部队工作的前夫被迫害致死，撇下了我们娘仨，儿子满三岁，女儿刚会站立。这时，我的生活如天塌地陷。

一天，学校里武斗激烈，老师们谁也顾不了谁。儿子发高烧，学校距离医院很远。为给儿子看病，我只好先将儿子向前抱一段路程，对儿子说：“站好，我去抱妹妹。”然后，再回去将女儿抱到儿子跟前，对女儿说：“站好，我再抱哥哥往前走。”体重四十公斤的我，就这样，轮番“转移”着没有父亲的儿女，一步步艰难前行。当我精疲力竭的时候，迎头碰到老王，他二话没说，背起儿子就往医院跑，我抱起女儿往前追。到医院，他扯住儿子忙着挂号、就诊、买药，不让我掏一分钱。隔了几天武斗又开始，他躲避到外地，家属院里就剩下我们娘仨。武斗平息后，他回到学校，用兜里仅剩的五毛钱，给我的孩子买来五块糖果，当时我哭了，孩子们看到大人哭了，也都哇哇地哭起来。老王红着眼睛，默默地走开了，我知道他寡言少语，心里面不知说什么好！

以后的日子里，只要碰到我把孩子放到架子车上去拉煤拉面，他总要帮上一把。后来，我把自己的困难和他对我的帮助告诉哥哥，哥哥就把我们撮合到一起。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是抱着女儿登记结婚的，心里五味杂陈。后来，叶县完中解散了，他分到保安公社高中，我分到旧县公社高中。只要周末他回到旧县，就马不停蹄地劈柴做饭，买菜洗衣。我一辈子不会做饭，直到现在。他会擀面条、蒸馒头、炸鱼、煲汤，这大概与他一岁丧母独立生活能力强有关吧。做好饭先让我们娘仨吃，他总是最后一个吃。

“文革”结束，我1979年调到平顶山市一高，他由叶县高中校长升任叶县教育局长。不久，他因挂念一家老小，辞去局长，于1985年调到平顶山市一中任校长。1993年，一中迁到九里山，成了一所全封闭学校，他和师生们一起劳动建校，吃饭和学生一起排队，炊事员给他多打一点菜，他就会批评。他和学生住在一起，曾经有40天没回家。他跑着种树种花，和几个厂矿联系安装暖气，因为新校舍荒僻，冬季格外寒冷。他还经常听课，参加教研活动，一中的教育教学成绩很快跃居全市第一。记者采访他时说他疲惫不堪。当然，他由此也获得了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河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1996年他退休，回家的当天，带回的是两个碗一双筷子，一套被褥，还是自己打的回来的，学校的公车一分钟都不多坐。他清正廉洁、以身作则、有骨气，得到了师生的尊敬和爱戴。

他来到平顶山，我们一家团聚了。他对我关心备至。1992年，我的膝盖骨折，他不厌其烦地为我擦身洗脚，端屎倒尿。每顿饭花样翻新，总让我尝咸淡是否可口，稀稠是否可意。上班时还锁上院门，打开临街的后窗，好让我给学生辅导答疑。虽然我卧床数天，但由于他的照料和支持，我所教班级的语文高考成绩仍名列前茅。

我是一个没有女人味的女人，好工作，好上课，不会做饭搞家务，一家老小的琐碎杂事都由他负责。我是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南省特级教师、平顶山市拔尖人才，这一切荣誉都是学生给我的，也与老王的支持分不开。

几十年的幸福生活我们都很满足，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8年农历腊月二十三，噩耗传来，我和老王再婚后生的26岁的儿子被车祸夺去生命。当别人家鸣鞭放炮送灶神上天乞求赐福时，我们家是撕心裂肺的哭声，是悲痛欲绝的号啕。他用头撞墙女儿拉他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他对小儿子的爱，远远抵不过对那俩孩子的爱。之后，我们的生活陷入低谷。同事和学生为了调整我们的情绪和心境，动员我们分别接受两个民办学校的聘任，直到病魔来袭。

2010年，外孙有病到郑州住院，他知道后，马上去探望。外孙在悼念姥爷的文中这样写道：

“我在高二那年生了一场大病，在郑州住院，平均每一天3000多元的费用，让妈妈包里的钱飞一样往外跑。家里的姥爷在我住院的第三天，就取了5万元钱装在一个袋子里，挤着大巴来看我，酷暑和颠簸让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原本就苍老的面容上写满了倦意，等他来到我的病房时，那件带补丁的蓝背心浸满了汗水，那个装钱的布袋上还依稀可见一道道的白色的汗渍。他把妈妈叫到一边说道：‘只管用，家里还有，不够我再取，看病要紧。’

我来不及回报，哪怕是一分一毫……妈妈说，姥爷从来不会给别人表达他的感情，但他却偏偏说过，我很久不回来，他会很想念我。”

他走了，我们再也吃不到他做的酥脆的地瓜丸子，吃不到香而不腻的大肉饺子，筋道虚白的馒头……他走了，留给我的是日日夜夜永远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