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增

从中国南部产茶区武夷山到俄罗斯西部圣彼得堡，有条绵延一万七千余公里的商路——万里茶道。从17世纪开始，以晋商为主的中国商人，沿着这条商路，从中国南部的产茶区采买茶叶，通过水路、陆路以及马帮、驼帮把茶叶运到当时的边境贸易城市恰克图，然后由东向西，抵达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进行贸易。

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传统村落——河南郏县冢头镇就坐落在这条黄金之路上。冢头镇是随着万里茶路崛起的商贸重镇之一。冢头汉代为城，明代沦落为店。作为万里茶路行商打尖歇脚之地，以泽潞商人为主体捐资兴建的冢头镇会馆，成为万里茶道东路的地标和冢头由“店”到“镇”再次崛起的里程碑，会馆现存的相关碑刻见证了冢头“东西通衢、商旅辐辏”的繁华。

1 冢头在万里茶路河南段东、西路的地位

万里茶路河南境内分为东、西两路。梳理祁县乔致庸大德诚文献，还可发现大德诚商号从赊旗（社旗）发货走东路、西路运送茶叶。“大德诚”属祁县乔家堡联号之一，以茶贸为主，兼有票号的联系。从其文献中可窥测万里茶道河南境内东、西两路的大致路径。

乔致庸大德诚文献“禹（州）发汜（水）口规例底”中有东路“禹（州）距赊（社旗）三百二十里、禹（州）距汜（水）三百九十里”的记载。道光《禹州志》所载《禹州舆图》，明确标注着禹州“西南至郏县界大王家庙四十五里”卷一。大王家庙即由山陕商人所建的冢头镇会馆。“四十五里”是运送茶叶的牛车、马车大约一天的路程。禹州，是万里茶路东路的一个州级节点，有山西会馆、十三帮会馆、怀庆会馆等四个会馆云集。赊旗（社旗）是万里茶路在河南境内由水路转旱路的起始点。据光绪《南阳县志》卷三载，赊旗（社旗）“南船北马，总集百货，尤多秦晋盐、茶大贾”。

冢头，早在汉代就是一座城，名曰纪氏城。由于中原板荡，“城”明代沦落为“店”，名曰冢头店。清代康乾时期再度崛起为“镇”。康熙《郏县志》载：“郏市之大者，惟东西两郭外与冢头镇” “商旅辐辏”冢头镇“市易之区”就在“冢头镇桥之西”。

距郏县城三十五里的冢头镇，康熙年间山陕商人所建的冢头镇会馆又称大王家庙。从道光《禹州志》所载《禹州舆图》看，大王家庙是茶道东路的一个重要地标。从冢头镇会馆出发，走四十五里至禹州城，经由汜水（今河南荥阳）至花园口，过黄河经怀庆、河内进入山西境内。郏县城，作为联结万里茶道河南境内东路、西路的交通枢纽地位的轮廓得以凸显。

2 冢头镇会馆的空间形态和文化内涵

作为万里茶道东路文化地标的冢头镇会馆，是一座主恭大王尊神暨关圣帝君的庙院，两座大殿东西并列成为会馆的精神核心。以关羽信仰作为精神标志的晋商创建的这座会馆，入境随俗、以庙为馆、建馆为庙，以其独特的建筑语言精确地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和、包容、和谐、双赢的精神内核。

冢头镇会馆始建时间最迟在康熙五十五年之前。会馆主恭殿恭奉大王尊神暨关圣帝君。大王尊神和关圣帝君各分恭一殿，两殿坐北面南，之间有一米便道通往后院。乐楼距主恭殿27.6米，坐南面北，与主恭殿构成会馆的行为核心和精神核心。会馆的整体布局遵循“北屋为上、倒座为宾、两厢为次、杂屋为附”的中国传统建筑礼制规范。其建筑依次为大门、楼、主恭殿；主恭殿有两廊连接。毗邻东、西道院，并附有茶亭一座。

在维修冢头镇会馆和扩建竣工之时请冢头当地或原籍士人撰文、书丹，勒石立碑以垂永久。据乾隆三十三年《新铺庙地彩两廊建茶亭理东隅碑记》载：“冢头镇之有会馆由来久矣。先客原创始于此，相地度形而成。此浩荡之功，盖不知几为筹划，几为建殿。”因此，乾隆十九年重修大殿暨庙门竣工，即请郏邑增广生员刘天叙撰文、山西夏县生员王人英书丹。乾隆三十三年，新铺庙地、彩两廊、建茶亭、理东隅的工程竣工，请平阳府翼城县后学弟子王权撰文、山西潞安府长治县后学弟子张光耀书丹。

3 冢头镇会馆折射的坐商主体及其与地方的互动

冢头镇会馆是冢头由“店”到“镇”发展的里程碑，会馆及相关碑刻是冢头镇商业发展的历史见证。纵览中国会馆发展史，会馆的创建尤其是商业会馆的创建，一般来说应当具备三个基本要件：一是有相当数量拥有实力的坐商，这是会馆建设的商众基础；二是有相当数量的资金来源，这是会馆创建的经济基础；三是坐商中有众望所归的代表性人物，这是会馆创建的机制保证。冢头镇会馆建成后在运营过程中坐商的实力不断增强，会馆仅乾隆时期三次维修扩建参加捐资的坐商111家，有自己的商号已达48家。会馆财神社的成员坐商由12家增加至16家。

从碑刻由平阳府翼城县后学弟子王权撰文、山西潞安府长治县后学弟子张光耀书丹和山西夏县生员王人英书丹来看，冢头镇的坐商应是以泽潞商人为主体。沈思孝在《晋录》云：“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由“开中法”而崛起，为富一方，称雄天下两百余年。“开中法”就是让商人把粮食运送到指定兵站，然后发给贩盐许可证，以准许其贩盐作为报酬。自从官府允许商人参与贩盐以来，出现了一批因此致富的大商人。平阳府翼城县王权在所撰《新铺庙地彩两廊建茶亭理东隅碑记》的碑文更有“余居镇日久，其事之起止、始末粗知而述其实事”的记载。

坐商与地方的互动，主要体现在对地方公益事业的支持上。如乾隆元年地方在冢头镇河西重修玄武阁、创建文昌阁，坐商郜成号等商号和当地民众捐银一百九十五两；同治三年郏县知县张熙瑞为解决生童膏火之赀，多方筹款，置生息银三百两。人和号、福祥店承领生息，每月二分每年共出息银七十二两，生息钱二百千。官方则为其修桥铺路，创造环境。乾隆《郏县志》卷五载：“蓝水桥在县城三十里塚头镇西门外，镇为川陕孔道、商旅辐辏，蓝水绕其外。旧石桥卑陋倾圮。每遇秋夏河水暴涨、冲激弥漫，甚为居水行人之患，雍正二年知县陈王绶捐俸重修。重修后的蓝水桥高大宽敞，民称便焉。”

商贸的繁荣带动了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冢头镇康乾时期先后出现了文、武两进士。冢头镇南大街的刘斯和，乾隆三年中举，次年成进士，入仕后成为“摊丁入亩”在北方的首倡者，被誉为“清朝中期的理财家”。冢头镇西街的秦可京，康熙丁未科武进士。官至副将衔参将，参与平定吴三桂“三藩之乱”屡立战功，《钦定八旗通志》有记载。清朝科举出现四位父子双解元被誉为“科名佳话”。冢头镇的“仝廷举，顺治戊子。子仝轨，康熙乙酉”，名列四位榜首。仝轨成为“中州诗坛巨擘”，主大梁书院讲席，其《真知堂诗集》入《国朝耆献类徵初编》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