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李荣欣

年龄：76岁 身份：退休干部

住址：湛河区东晶街8号院

9月3日，看完咱们的阅兵，真是心潮澎湃，让我不禁想起自己的军旅岁月。这张拍摄于1972年的黑白照片，是我在西藏卓拉山口广播站播音时战友给我拍的。一晃眼，都过去53年了。

从乡村教师到雪域播音员

我出生在高新区遵化店镇西赵村，1967年高中毕业后，在村小学当起了“孩子王”。1969年春天，怀着“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豪情，我穿上绿军装，成为成都军区的一名通信兵。因表现突出，1970年6月，我被部队保送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简称东语系）学习印地语。

1970年秋天，我有幸和清华大学等其他高校的学生组成学生方队，参加国庆庆典。最难忘的是庆典前，有一次我们在清华园训练时，来自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正好来清华大学参观，看到我们训练，他就站在旁边观看。休息时，西哈努克亲王还亲切地与我们握手。国庆当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在天安门广场前列队准备，心情特别激动。记得当天的午餐是香肠、面包，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甜的一顿饭。

1971年夏天，我完成学业，踏上了去西藏的征程，先是在西藏军区教导队任教，不久又接到调令——前往中印边境的亚东县卓拉山口广播站工作。从县城到广播站之间没有公路，我们一行4人背着行李在羊肠小道上艰难前行。饿了就啃几口压缩饼干，晚上借宿在当地山民家。走了整整两天，我们才到达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云端广播站”。

生命禁区的日日夜夜

广播站简陋得让人心酸：石头垒的墙，木片做的内衬，塑料布当屋顶，总共不到10平方米。最珍贵的家当是一台重达15公斤的鹦鹉牌录音机。

山上条件恶劣，为了确保广播每天都能准时开播，我们都是提前录好节目内容，三人一组，一人发电、一人维护设备、一人录音。次日清晨7点，我们会准时打开收音机，让它的声音穿过稀薄的空气，传遍雪域高原。

除了播音，我们还要负责线路检修。1971年深冬的一天，我和两名战友去巡查线路。因为天冷，山上的积雪成了冻雪，一步一滑，特别难走。为了确保线路检修顺利完成，我和战友就用麻袋裹着头和屁股，在冻雪上滑行。回到驻地时，屁股冻得失去了知觉，但看着畅通的线路，心里却是热乎乎的。

还有一次，我与战友郭进才上山检修完线路准备返回时，遭遇暴风雪袭击。本就稀薄的空气在暴风雪的肆虐下更显珍贵，我们仿佛被扼住了咽喉，呼吸困难，每一步都如同背负千斤重担。我们互相搀扶着，凭着记忆在风雪中摸索。

当我们终于跌跌撞撞冲进边防连队的帐篷时，身上的棉裤已经和皮肤冻在一起。战士们用自己的皮大衣将我们紧紧包裹，用体温一点点融化我们身上的冰雪，并用刺刀小心地帮我们挑开冻结的衣物。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战友情深。

1972年初，我患上了严重的雪盲症，不得不下山治疗，这是我上山几个月以来第一次下山。经过近半个月的治疗后，我又重返工作岗位。

1972年9月底，由于种种原因，卓拉山口广播站撤销。我回到西藏军区工作。

电波为媒的雪域情缘

我在西藏待了18年，亚东、拉萨、日喀则……很多地方都留下了我的身影。在这18年的岁月里，我不仅收获了战友情，还遇到了人生的另一半。1975年，经战友介绍，我认识了来自许昌市襄城县、在拉萨某部队农场医院工作的支边青年田翠芝。

1976年3月，我和田翠芝在战友的祝福中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部队领导特意腾出一间营房当我们的新房，还送了一条床单和一把蓝色碎花折叠伞。1987年，我转业回到河南，到平顶山人民广播电台继续我的播音事业。18年的青春岁月，就像那永不消逝的电波，永远回荡在我生命的最深处。

如今虽然年过古稀，但我依然每天关注着西藏的新闻。这些年，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去西藏旅游。

我和老伴儿商量好了，有机会一定要回去，看看我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看看新时代的西藏。

（本报记者 牛超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