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刚（河南平顶山）

过完父亲三周年祭日不久，我陪着母亲回了趟老家。跨进老宅院的那一刹那，母亲眼里闪过多日未有的亮光，但光芒倏然消逝，重归灰暗落寞。早在几年前，三间堂屋已经夷为平地，空无片瓦，疯长的野草淹没了院落。

我用手拨拉开齐腰深的荒草，搀扶着腿脚不好的母亲，走向已经颓圮、仅留四壁的东屋，那里曾是农具的安身之所，如今连个头最大，织出过一家老小穿戴铺盖的老织布机，也被砸断了筋骨。

母亲悲怆的目光四下游走。挂在南墙拐角处的那把镢铲，几乎是同时闯进了我和母亲的视线，这是东屋坍塌后，唯一残留的完好农具。黑黢黢的木把，雨淋日晒，已成为朽木，锈迹斑斑的铁铲，再也看不出当年凛然的铁青，孤单单悬在木橛之上，满腹委屈和心酸。

母亲的右脚往前挪了挪，探探身子，伸手欲拿墙上的镢铲。我赶紧向前一步，踩着碎砖烂瓦，小心摘取下来，双手递了过去。母亲温润的目光，轻柔地落在镢铲身上，一半是怜悯，一半是疼爱。

母亲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把老迈枯朽的镢铲，当年是父亲的左膀右臂。每年秋收，几亩地的高粱秆、玉米秆，都是当乡村教师的父亲，一棵一棵砍倒，装到架子车上拉回家的。这把镢铲曾为我们家出过力、流过汗、立过功，如今却柄腐铲锈，垂垂老矣，就像父亲的一生，经历了年少轻狂、青春迷茫、壮年劳碌、老来幸福，匆匆走完了人生的71个春秋。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从平顶山师范毕业后当了教师，没有传承上一辈的衣钵，不过，因为母亲在家务农，父亲几乎会干所有农活儿，即便这样，也总被祖父嫌弃干活儿不细。我知道，父亲的心思没放在种地上，他挂念的是班里那群学生，还有三个儿女的学业。

这把镢铲还关联着我和父亲相处的旧时光。多年前一个秋日的清晨，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去那块叫作“大块地”的地里砍玉米秆。父亲那时也就40来岁，不怯力，更不惜力，伸手揽到怀里几棵玉米秆，高高抡起镢铲，手起铲落，泥土飞溅，玉米秆接连倒地。那时我十五六岁，个头比父亲还高，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父亲有个底线，我干地里的其他活儿可以，但绝不能砍玉米秆。他有自己的理由，用镰刀割麦割草，顶多指头肚割流血，镢铲的脾气比镰刀暴躁，弄不好就会咬住腿、伤到脚。每次砍玉米秆，父亲只让我跟在他身后，把砍倒的玉米秆聚拢成堆，抱到地头，随后好往架子车上装。

还有一次和父亲下地砍玉米秆，我刚从师范毕业，在邻村小学教了一个月课。中间歇息，我和父亲坐在地头边喝水边闲聊，谈论工作上的一些事情。

一晃，28年过去了，当年父亲给我说过的不少贴心话，都被岁月深处的风吹散了，唯独那句“当老师好，没有大利，也没有大害”，至今还像挂在东屋南墙上的那把镢铲，久久盘亘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