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人贩子余华英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

分割骨肉，让父母痛不欲生，是最违背人伦的罪行之一，人们因此对人贩子无不愤恨，期待以重刑治之。余华英被判处极刑，也算顺应了公众期待。

法院审理查明，在1993年至1996年短短3年时间里，余华英与同伙流窜在贵阳、重庆等地，专盯出租屋里的孩子，先后将11名儿童拐卖至河北邯郸。她卖掉的第一个孩子是自己的私生子。也许正是这次伦理上的自我放弃和金钱诱惑，开启了她的犯罪魔盒。

余华英罪行严重，罚当其罪，但她被处以重刑，与人们期待的重刑主义并非同一逻辑。后者是人们出于朴素的道德观，认为对拐卖儿童者必须施以重刑，才能解恨、才能杜绝拐卖。其实，这是罚过其罪，不合法理，也未必有好的效果。

刑法的功能之一是保障人权，重刑主义不利于保障人权，不利于约束司法权。另外，罪刑法定要求处罚程度必须具有合理性，罪与刑要相当。还有，重刑主义或让被拐卖中的儿童处于危险境地，这一点尤其要注意。

其实，拐卖儿童的真正问题，在于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余华英文化程度不高，却在西南省份和河北邯郸之间建立一条成熟的犯罪链条。没有收买和配合，这一链条不可能维持3年。按照刑法，附于该链条之上的所有罪行都应被追究。可惜，不止邯郸这些买家，几乎所有收买被拐卖儿童的案件中，罕有买家被追究刑责的。

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是公诉罪，不同于自诉罪的不告不理，司法部门应秉公执法。迟迟不见判例，不应该，也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