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民（河南鲁山）

2000年，初遇马昶红是在鲁山县城的云哥家里。云哥是写文史资料的，马昶红找他自然是找资料的。

他笑着说：“听云哥说过您，您爱好写作。”

“我是农民，就是种地之余爱读点书。”

“我也是农民。”他说着把手伸过来，我握住时，就觉得这手与他的身材一样清瘦，硌人。他又笑了笑说：“我不像您壮实，种庄稼也不中，在城里住，就是打点零工。您爱读书，听说过任应岐没有？”

我说：“知道一点点，不太清楚。”

云哥说：“昶红是研究任应岐的民间学者，都研究十来年了。”

他说：“云哥又开我玩笑了？咱虽然是个农民，但一定要把任应岐的事搞清楚，让人们都知道他是抗日和反蒋的爱国将领。我来给您说说他吧。”还没等我答应，他就说开了。

“任应岐就是咱鲁山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平定陈炯明叛乱和北伐战争，当过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等，1934年5月与吉鸿昌等人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变卖了全部家产作为军需。同年9月他和吉鸿昌在天津被捕，后押解到北平。同年11月24日，国民党判处其死刑，和吉鸿昌一起英勇就义。吉鸿昌是人人知道的英雄，是革命烈士，可却有传闻说任应岐就义时对着吉鸿昌哭了，是个懦夫。我就是要找出真实的资料，还原一个真正的爱国英雄任应岐来……”他说得不停歇，全然不顾别人是不是用心听了。

深夜，送马昶红出门，我和云哥回来，他说：“昶红是条真汉子，只是理解他的人太少。他是附近出名的‘傻瓜’，现在多少人都在想方设法赚钱，就他一门心思研究任应岐，过去几十年的事了，找资料论证谈何容易！”

以后的日子里，有关马昶红“傻瓜”的事越传越广。他有七八十岁的父母要赡养，有一双儿女要抚养，妻子帮一家商场卖东西，赚几百块钱，而他打的工说丢下就丢下，离家寻找任应岐的资料去了。全家谁也花不了他赚的一分钱，父母还要贴钱给他做路费和伙食费。他为了省钱，有时干脆从家里背了干粮。饿了，就啃干馍；渴了，就喝上几口自来水。为了了解任应岐在天津被捕和北京就义的事，他八次北上，就是吃干粮喝自来水，住巷子里和地下室的小店，甚至露宿街头。

2009年正过年哩，他听说河南平舆县有任应岐老部下程耀德的后人，初九就拿着给俩孩子留的学费上了路。适逢平舆大雪，乡下还是土路，他雇的三轮车几次差点翻到路沟里，他只好步行到人家家里。结果，程耀德去了台湾，已经去世，家人对其他事一无所知。他初十又冒雪返回，不仅花了娃的学费，自己也冻出了病，还啥也没有找到……

人们说：“他做的‘傻瓜’事多了，苦了自己不说，还苦了一家人。”

2010年，再次见到马昶红是在他的家里。低矮的房子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他的书房里全是历史书，有关任应岐的资料装订成册，有四五百页。我说：“昶红哥，您不敢再瘦了。”他哈哈笑着说：“瘦，证明更健康嘛！放心吧，任应岐的事还没有做好，哥不会倒下哩。”他说着，就给我翻看那些资料，给我讲他天南地北来回跑的事。

“我去天津找到了《今晚报》的老报人王慰曾先生和天津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方兆麟先生，去北京找到了档案馆的专家，终于找到了有关任应岐和吉鸿昌就义时的资料。当时的《实报》登载二人‘解抵北平’时说：‘出站时，吉作微笑，任亦自若。’《大公报》记载：‘两人仍矜矜持持，与人谈讲过去历史，言语间多魁梧慷慨之词。’我还在《毛泽东文集》中找到了毛主席对任应岐的评价，他在《反投降提纲》一文中说：‘然而，还有宋（宋庆龄）、何（何香凝）、邓演达等坚持革命，没有叛变。九一八以后，有冯玉祥……有吉鸿昌、任应岐……’这一切都证明任应岐不是懦夫，而是英雄，我还要继续搜集资料，为他申烈。他应该受到我们的敬重，您说是不是？”他热切地看着我说。

“是的。”我说，“昶红哥，您的精神也值得我永远学习。”

他却说：“我不中，我就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他的事，依然在传着，越来越多人开始佩服他了，说他干的是有意义的事，说他有一颗红色的心，是红色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人们说：“你们知道不？昶红又帮冯玉贤老人的父亲冯义亭申报了烈士，还筹钱、找车亲自陪83岁的冯玉贤去江苏祭拜父亲哩。”

2023年正月，我又遇见马昶红的时候，竟发现他的头发比以前黑了，他笑着说：“染的。”

我向他祝贺任应岐申烈成功，以及他刚刚获评“河南好人”时，他拉着我的手，好久没有说出话来。突然间，他的泪水就流了出来，“您不知道，申烈成功时，我大哭了一场，觉得这38年的所有付出都值了。我一个农民，能被评为‘河南好人’是沾了烈士们的光，我与‘好人’的距离还差得远哩，还得继续好好做人，好好做事……”

我静静地听着他的话，心里羞愧着，也感动着，不由得也湿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