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雨来

中国的人口问题出现了一个矛盾——国家的人口宽松政策与个人生育意愿之间的矛盾。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人口数据，截至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这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这个首次负增长，是长期以来低生育趋势的叠加效应，彰显了个人的生育意愿。显然，对于生孩子，年轻人有些意兴阑珊。

人口结构要合理、劳动力要跟得上、经济要持续发展……基于宏观策略，国家调整人口政策，趋向宽松和鼓励。有些省份甚至城市，出台具体办法，用“真金白银”鼓励生孩子。

国家给政策，个人却不愿意生，怎么办？诸如上述以现金红利刺激生育，只是浮于表面的激励政策，要想更深层次激发个人生育意愿，还要解决“生养”的后顾之忧。归根结底，只有当拥有足够多的收入支配自由，个人不会为“生孩、养孩、教育”等一系列问题焦虑，生孩子才会变得轻松。这需要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在积极宏观面下，让个人拥有更多发展机会、更多财富支配自由。

生与不生，于国家是人口和经济战略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个人选择。

当然，产业升级、经济发展，也会反过来影响人口政策。

舆论中有观点认为，增加人口、增加劳动力，以应对社会老龄化，让劳动人口支付的社保资金池更庞大，保证退休者颐养天年。

其实，劳动人口的饭碗里能沉淀多少支付社保，也取决于经济基本面。我们的经济建设，数量红利已基本完成历史任务，而质量红利方兴未艾，还未真正显示其巨大的推动力。人口政策旨在应对现实以及预期，但预期具有不确定性，待产业实现升级，不再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也许会倾向于讲究人口质量而不是人口数量。那时候，生孩子的问题，也许就不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