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来

全国人大代表、律师朱列玉呼吁取消醉驾入刑。正值全国两会，他的声音被微博放大，冲上热搜。

朱列玉认为，每年有高达30余万人因醉酒驾车而触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刑，占全国刑案总数的1/3，比例太高。另外，由于“前科报告制度”、对家属“前科牵连影响”的存在，醉驾对犯罪人及其家属的就业自由、社会生活等造成了较远的影响。因此，他有两个选择性建议：一、取消“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加大行政处罚力度，让法律多一分人情和温度，降低犯罪率，建设和谐社会；二、建立“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使醉驾犯罪行为人能真正回归社会、改过自新。

从舆论来看，大多数声音不同意他的建议。

危险驾驶罪是一种行为犯，法律上也叫抽象危险犯，也即只要你有了这种行为，就视为犯罪，而不看是否造成危害结果。具体到醉驾入刑，即只要你醉驾上路，就视为对他人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潜在的危险，即抽象危险。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肯定有它的理由。在所有犯罪中，危害结果最不能弥补的，就是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因此，把潜在但紧迫的危险列为犯罪，并无不当。

再看看朱代表取消醉驾入刑的理由，也很难成立。诚然，醉驾入刑已超过盗窃罪，成为数量上的第一大罪，但盗窃罪比例的下降，与消费支付的变化有关，而不是醉驾的犯罪样态超过了盗窃罪。而且，如果某一罪行的犯罪比例过高就要取消该罪，盗窃罪岂不早该取消？何况，醉驾威胁的是健康和生命，盗窃罪侵犯的是财产，尚可弥补。盗窃罪都没有取消，醉驾入刑更没取消的必要。至于“取消醉驾入刑”的效果能降低犯罪率、建设和谐社会，根本不值一驳。

朱代表还有一点儿没认识到，就是“醉驾入刑”能导致关联犯罪的下降。全国政协委员戴红兵就认为，危险驾驶罪的存在，让交通肇事罪数量大幅下降，这说明危险驾驶罪具有预警功能和惩罚功能，对路人的人身安全形成了良好的法律保障。我认为戴委员说得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