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元（四川南充）

为了一个人，我和堂弟“反目成仇”了。我们在山坡上打了一架，周遭的桃树遭了殃，枝条被我们当作武器，桃花纷纷，像雪花飘零。

我纯属狗咬耗子，只是好奇了一点。问堂弟，他是不是大爹的种？堂弟勃然大怒，直接一拳把我撂倒。

那个“他”，那张脸，和大爹一模一样。但“他”却管另一个人喊爹。

那个被“他”喊作爹的人，还经常跑到大爹家，叽叽咕咕一说就是半天。来的时候，手里夹着一杆烟枪。那杆烟枪，一头有铜制的烟头，油光发亮。吸嘴的地方，乌漆麻黑。他鼓起腮帮子狠狠地吸上一口，烟叶的“火线”明显亮了一下，烟雾便浓浓地冒了出来。

我怕那个人，一是受不了叶子烟的气味，二是怕他“胡作非为”。我们家和大爹家，瓦连瓦，墙对墙，他到大爹家，就是到我家，我惹不起也躲不起。一般的情况是，他一过来，大爹忙着端凳子，而我的父亲，也会忙着招呼。一般说法是：“何队长，你啷个恁么早！”

他总爱捏我的耳朵。不是抚摸，是使劲地扭转。我路过他的身旁，只感到一阵风驰电掣，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控制住我的耳朵，像一把钳子，让我根本无法动弹。

想来自然是自己找虐，我可以不去他的面前晃，但是，好奇害死猫。我就想看看那个“他”，到底和谁像。

我告诉老爸我的发现，村里那个“他”好像大爹啊！父亲正在吃饭，端着的碗咣当一下就砸在桌上。一贯暴躁的父亲，突然一个耳光给我甩过来。

我被打得发懵。母亲拉起我，吼我，还不去读书，都快迟到了。

大爹于我，有点陌生而神秘。

别人都喊他书记，见到他一脸笑容恭恭敬敬，而后他们关上门，说上半天都不见出来。也有人怀里揣了东西。最后，我看见大爹黑着脸出来，把人送走。来人讪讪地笑，不停地说着感谢。除了对何队长，不管他们说多久，大爹都一脸笑容。我和堂弟吹牛，说你爹好威风啊。堂弟趁着阳光翻开棉袄找虱子，不理我。我又问，大爹今天又去哪里了？弟弟说，开会去了。

我是见过大爹开会的。他一个人坐在正中，四方桌上摆着一个搪瓷盅盅，盅盅上有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大爹声如洪钟，他的嘴唇四周，不断有白色的泡沫涌现。下面的一群人，女的拿着鞋垫，垫着顶针，边听边纳。男的呢，打着蒲扇，半天摇一下。

大爹似乎在说种树的事。这个事，他对母亲也说过，让我们家带头种。母亲说，地里种了树，以后每天早上起来就吃桃子？大爹一愣，有些不屑，你让兄弟过来和我说吧。

母亲顿时喋喋不休。母亲对大爹说，你作为家里的大哥，还是个当官的，不如一个外人，经常让自家人吃亏。父亲在一旁，没帮着母亲，反而制止母亲不要说，这种胳膊肘往外拐的做法，让母亲更为恼怒。

大爹口才非凡，他三下五除二，让母亲无言以对。大爹总结起来有四条，一是他不回来，早就是国家干部，那会干这个活受这份气。二是如果没有他，我老爸哪能有工作，没有工作，哪有你们这个家。三是正因为是个干部，才不能让亲戚朋友占便宜。四是种树是件好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母亲一听就急了，口不择言，说，那让何家先种！大爹脸色突变，黑青着一张脸，进屋，摔门。父亲一看大事不好，大骂母亲，两个人抱在一起打成一团。

村里陆陆续续有人种树，大爹先把自家山头的杂树去掉，组织几个人，趁着阳春三月，把苗子栽下。何队长跟着他，一起挖窝子。我看见何队长的额头，几颗豆大的汗珠。他招呼我过去，我怯怯地不敢动，隐约觉得耳朵疼。

父亲也在，大爹笑着对父亲说，你看看我会不会饿死，看看我的锅里煮不煮桃子？父亲笑得极不自然。回去，借故又和母亲大吵一架。

似乎第二年，大爹家的桃树就开花了。我上学放学的路上，看见一丛丛盛开的桃花，像女人涂抹的腮红，乡间顿时多了一份生机和灵性，少了许多灰暗和沧桑。一些外乡人，竟然也跑了过来，在花边钓鱼，一脸满足。

我听见有人在背后议论，说“花书记”还是有几把刷子的。我回来给父亲报告，父亲笑着说，他们都懂就可以当书记了。

等我真懂的时候，已人到中年。从城里到乡下，又从乡下到城里，经历脱贫攻坚，和乡村干部一起战天斗地，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我才懂得，大爹当年是多么不容易。

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年关于大爹的“桃色”事件，背后其实是无比的悲壮。农业学大寨时，大爹和队长一起修筑堰塘，队长一个趔趄，垒夯石倒了下去，直接砸中队长的要害，队长只有三个女儿，再无儿子。大爹愧疚不已，把家里的长子连哄带骗过继给了他。

大爹病重快走的时候，我到医院看望，意外看到那个“他”也来了，在床头哭得语不成调，像一个孩子搂着大爹干枯的身子：爸，我其实不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