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春霞

实习生 赵义萍 文/图

法医少，女法医更少，所以刘方很忙。3月2日，记者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办公室指导一名伤者家属填写伤情鉴定确认书，最后再三叮嘱：“按照程序15个工作日内出具鉴定报告，到时候由办案民警通知结果。”

送走案件当事人家属，刘方解释道：“在电视剧里法医总是出现在命案现场，但在现实中法医的工作更多是做活检。”

在市公安局为数不多的在职女法医中，刘方是从业时间最长的。从事法医24年来，她做过的尸体检验有100多具，活体损伤检验则高达5000多人次。

“一进入现场，就要进入状态，没什么可害怕的，就没这个心思，因为顾不上。”她说。做法医以来，她在命案现场曾直面过重伤害、爆炸、高坠、烧死、腐败、水中尸体、白骨化等各种尸体，早已练就了处变不惊、冷静严谨的习惯。

原本要做医生

却接过了父亲的解剖刀

刘方的父亲是市公安局一名老法医，而刘方的理想本来是当一名医生。1997年，刘方刚从河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进入市区一家医院工作，命运就给了她沉重一击：正值壮年的父亲突发疾病离世。经过痛苦的抉择，刘方决定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

就这样，她接过了父亲的解剖刀，在老法医的“传帮带”下，逐渐成长起来。曾经有5年的时间，她一人撑起了一个分局大部分法医鉴定工作。从最初的湛河公安分局，到去年因工作需要调到新华公安分局，不过，她依然兼顾着湛河公安分局的部分工作。

在采访的过程中，刘方电话不断。她不时地跟记者说：“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这是法医们的常态，一旦开始工作，半天起不了身。“手机不能关，24小时随时准备，有案情就要随时出发。”她平均每4天要值一个班，一个班24小时。

采访到一半，她搬了个靠椅说：“我得稍微靠一靠，不然坐不住。”由于常年伏案写鉴定材料，她患上了颈椎病。

刘方的丈夫是一名刑警，两人曾在一个刑侦大队工作，互相理解和支持，相濡以沫。在夫妇俩的言传身教下，儿子顺利考取北大，同时还被学校推免直博。

由于平时忙于工作，她对儿子有一份愧疚：“其实很惭愧，我对孩子并没有付出多少，都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命案现场顾不上害怕

最怕找不到死因

作为一名女法医，面对惨烈的命案现场会不会害怕？几次问到这个问题，刘方的回答都是“每一个做法医的都不会害怕，顾不上”。在案发现场，她更多想的是快速进入状态，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找到死因，提供证据，用证据为死者发声。

“我们解剖尸体，与医生做手术一样。不同的是，医生面对的是病人，我们面对的是尸体。”刘方说，“近年来，命案少了，抑郁症死亡的多了，有时候也会遇到有传染病的死者。我们一心都扑在查找死因上了，最怕的是找不到死因，无法还原真相。”

2015年9月，一具女尸在池塘里被发现，经过几个月的浸泡，已经高度腐败，被结结实实地捆在一个被罩里，散发出刺鼻的恶臭。

“很多时候，我们出现场是不戴口罩的，因为需要辨别气味，但那次实在太臭了，只好戴上口罩进行尸检。”她回忆道，“由于尸体上所有证明暴力损伤的痕迹已灭失，我和一名实习法医尸检了两次，第二次从尸体上提取了几颗断牙，对侦破起到了关键作用。最终，我们使用排除法确定了死因。”

做了多年法医，刘方不喜欢回忆过去。她说：“要说感想，可能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思考，对人生的思考，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