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不能冲淡杨光毅犯罪行为的罪大恶极程度，以及对社会底线的严重冲击，不足以让其受到从轻处罚。

文┃熊志

12月28日上午，广西“百香果女童遇害案”再审宣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杨光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此前，杨光毅一审被判死刑，二审改判死缓。此后最高院指令广西高院对该案再审。

2018年10月4日，年仅10岁的杨晓燕卖完百香果回家途中，被杨光毅强行抱起扛上山强奸杀害。由于性质恶劣，此案引发舆论强烈关注。

事实上，此案的案情并不复杂，凶手的作案动机、手段都交代得比较清楚，核心的问题在于罪刑的适用。

二审改判死缓，一个重要原因是，杨光毅有自首情节，符合认罪认罚从宽。众所周知，在司法实践中，死缓基本相当于凶手的命保住了。但问题是，在此案中，自首情节是否足以为罪犯保住一命？

要看到，杨光毅不仅将魔爪伸向了10岁的未成年女童，而且作案手段残忍，犯罪情节恶劣，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

另外，杨光毅自首，是在他被怀疑作案之后。对于受害者一家，杨光毅及其家人至今也没有任何道歉。且据受害者家属委托律师走访发现，杨光毅曾有多次跟踪、搂抱、骚扰其他同村多名幼女的行为，造成多名女孩产生心理阴影。

这些情节的存在，都直接间接地导向一个结论：自首不能冲淡杨光毅犯罪行为的罪大恶极程度，以及对社会底线的严重冲击，不足以让其受到从轻处罚。

如今，再审改判死刑，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它不仅让受害者家属获得一丝宽慰，此前二审引发的一些舆论，也得到了回应。

以死刑而非死缓论处，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顺应了民意，但要强调的是，它并非“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情绪裹挟下的舆论胜利。

无论是基于受害者的未成年特征，还是作案的手段、社会危害程度，包括骚扰幼女隐藏的潜在风险，此案最终以死刑落锤，在司法实践层面，本身就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

在任何文明社会中，针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尤其是涉及性侵或致人死亡类的犯罪，依法从严惩处是通行做法。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贺荣表示，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一般不得适用缓刑，一般不得假释，认罪认罚从宽要依法从严控制，减刑要依法从严控制。可见，以升格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为抓手，为未成年人群体筑起一道更坚固的“防护墙”，是未来立法和司法的一大发力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讲，“百香果女童遇害案”再审改判死刑，不仅是个案中公平正义的彰显，也是对我国法治保护未成年人精神的有力呼应。这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