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要拿捏好良法分寸，该从宽的从宽，不该从宽的也当慎重。

文┃莫一尘

山东德州95后女子方某洋被婆家虐待致死案已发回重审。此前涉事法院一审判决的量刑，引发了太多的争议，也引发了法律界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讨论。

不是所有案子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回顾案情，受害者方某洋被虐待的情节让人不忍卒听。很多人不明白，就因为愚昧落后的观念，一个活生生的女子“在营养不良的基础上，受到多次钝性外力作用导致全身大面软组织挫伤死亡”，而伤害她的3个人——公公被判有期徒刑3年、婆婆被判两年两个月，丈夫更是缓刑。

一边是鲜活生命凋零引发网民义愤填膺，一边是虐待罪最低量刑点“低空滑翔而过”，当地法院的司法判决与民众的朴素认知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

一审法院给出的解释是，鉴于各被告人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坦白，且具有悔罪表现，决定从轻处罚；被告人亲属自愿预交赔偿金人民币5万元，法院决定从轻处罚。也就是说，这是一审法院对当下司法领域流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积极适用。

类似的适用还出现在前几天福建惠安法院两起奸淫幼女的判决中。这两起案件中，一名受害人7岁，另一名只有5岁，可两名罪犯却只获刑4年6个月。而根据《刑法》，强奸罪刑期在3年到10年之间，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从重处罚，最高可判处死刑。

既然法律明确规定了从重处罚，惠安法院也强调了“依法应从重处罚”，难道就因为“二被告人归案后自愿认罪认罚”，就可以就低从宽处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近年来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和重要导向。从一般要义上讲，给予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罚，能够有效推动“对抗性司法”转向“恢复性司法”，促使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而后与国家、被害人和解，从而达到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目的，进而实现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节约司法资源的积极意义。正因如此，“两高三部”在2019年10月还专门出台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但是，恰如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胡云腾指出的那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是万能或全能的，什么案子能适用、多少案子能适用，也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不分情况……适用认罪认罚会引发公众质疑的案件……即使被追诉人认罪，也不宜走认罪认罚从宽程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要注重质量和公正

必须明确的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只是一种司法政策，政策不能替代法律。在引发公愤的影响性案件中，司法判决犹如风向标，不仅关乎当事人的生杀予夺和个体正义，更关于旁观者的人心向背和未来的行为导向。

在奸淫幼女、虐待致死等恶性案件中，轻易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用政策导向去片面地从宽处理，很容易悖离民众的常识常理常情，降低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同时，这也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一刑法基本原则的严重误解。

上述《指导意见》明确规定，认罪认罚制度适用要“该宽则宽，当严则严”；被追诉人“认罚”后也不必然从宽。还特别提到，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敏感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必须慎重、严格把握。

一直以来，最高法就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明确了“最低限度容忍、最高限度保护”的指导原则。而在方某洋消逝的生命背后，所谓认罪认罚的被告人至今未向被害人家属致歉，不能光凭预交赔偿金和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就忽略了他们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态度。

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要拿捏好良法分寸。那些绕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指挥棒”跑圈的地方法院，也不妨认真阅读一下《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的开篇第一条，“对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敏感案件，应当慎重把握从宽，避免案件处理明显违背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