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

目前影响中国适龄生育人群生育意愿的，最主要的就是养育成本太高，升级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已成为一个紧迫问题。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公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备受关注。建议提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

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报道，有专家建议适时放开三孩生育，以应对未来发展挑战。

在实施生育限制政策的几十年里，中国确实通过减少人口数量，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了发展不足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虽然限制生育政策本身也会带来诸多问题，但相比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限制生育无疑是与经济制度、社会福利体系以及其他诸如卫生、养育和教育制度最相匹配的，因而也是在这些制度体系下最易实施的政策。

改革开放后，随着用工潮的出现，生育的社会功用及其价值开始彰显。在放开生育二孩之前，就有专家呼吁放开生育限制，根据人口走势及时调整相关政策，以错开少子化和老龄化重合的波峰。根据有关统计，生育限制政策调整之后，放开二孩生育的效果尚未能改变人口走势。

相关研究显示，目前影响中国适龄生育人群生育意愿的，最主要的就是养育成本太高，这反映了社会福利体系和制度以及社会服务方面的问题。不仅如此，与少子化趋势同时而至的老龄化潮头，更让相关养老福利体系不敷应对的现实凸显出来。这个现实，无形中加大了适龄生育人群为自己养老提前准备的负担，反过来也增加了生育二孩，更不要说三孩的顾虑。

认清这个现实，调节人口出生趋势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就有了大致路数。首要的就是升级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解除适龄生育人群不敢生的顾虑。以今年GDP有望达到百万亿规模的国力水平，升级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充实社会保障内容，提升医疗保障水平，应该没有不可跨越的障碍。

在当前情况下，中国面临一个调整人口趋势的窗口期。现在适龄生育人群，恰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波生育高峰人口的后代，因此基数较大。如果人口政策调整及时，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升级也及时跟进，那么，相关政策调整的社会边际效应会较明显地显现出来。而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人口下降乃至负增长的趋势就难以逆转，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会逐渐显现，甚至会在某个时段爆发式地出现，其所产生的增长和发展问题就会“瓶颈化”。由此看来，升级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已成为一个紧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