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元（四川南充）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听故事，傍晚放学的铃声一响，把书本往包里胡乱一塞，便跑进落日的余晖。待太阳停靠在山垭时，收音机里正好传来皮皮鲁的欢叫。

多年以后，我依然对郑渊洁崇拜得五体投地，一个人，撑起一本杂志，一个字一元钱，还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实在让普通写作者仰慕和嫉妒。他创作的皮皮鲁和鲁西西，成了一个鲜明的文化产业品牌，影响了一代人和一座城。

小时候听的童话，现在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我能深刻地感受到，童话在我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童年，帮我插上想象的翅膀，即使我穿着补丁衣服，也依然可以在五彩斑斓的梦中肆意飞翔。

后来陆续读了一些格林和安徒生的童话，竟然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国外童话版本居然“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比如《小红帽》。这个故事，一般书上是这样描述的，说小红帽给住在森林里的外婆送食物，途中遇见了狼，狼用计拖住小红帽，自己先到林中小屋把外婆吃了，然后伪装成外婆，把小红帽也一起吃了。后来有猎人路过，把小红帽和外婆从狼肚里救了出来，结局皆大欢喜。

而在法国的民间传说里，没有小红帽“贪玩耽误行程”这个情节。小红帽一直听从母亲的嘱托，按原计划行事，没有中途跑到森林摘花，只是最后在家里遇到了狼，没能认清它的真面目而不幸丧命。也就是说，小红帽并没有做错什么而遭受了厄运。

上网搜索，才发现很多童话有多个版本，一些版本颠覆了我已有的认知。我们原来以为，童话故事都是天真无邪的，都是如诗如画的，都是美好和善良的化身。但日本出版的《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很不一样。其中有一个《汉索与葛丽泰》童话，变成了日本版的《农夫与蛇》：汉索与葛丽泰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里，父母实在无法养育他们，决定把他们扔到森林深处。这对兄妹被一个心地善良而且富有的老太太收留，但他们不懂感恩，反而抢走了老太太的珠宝，并且毒死了老太太。

原作品本身就是这样还是日本别具一格地创新？这个问题似乎重要，但也不真那么重要——我们不需要从道德的视觉，或者站在自己固有的立场去审视和检阅每一部文学作品。我们需要把握的是，现实是否真有这样的事发生，或者说，作品想表达的主题和背景，是否艺术地揭示了彼时彼地人民的生存状况。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好的作品，一定烙上时代的特征。按这个思路，便很好理解童话中那些“改编的残忍”。比如欧洲的童话故事里，主人公为什么常常是幼子、弃儿等弱势群体，灰姑娘为什么特别不受后母和姐姐们待见，原因是什么？这与18世纪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当时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就是一场生存竞争。人们没日没夜地劳作，也只够维持基本生存。多一个人，多一张嘴，生存的压力会陡然上升。现实的人们，不得不学会“狡猾和欺骗”，因为傻白甜肯定会被生活淘汰。流传的文学，自然会凸显灾难的不可预测和现实的冷酷无情。

真实让人心痛，但虚假一定是罪恶！

但为什么后来童话变得温馨美好？罗振宇老师有一个解释，他说，传诵恐怖的童话故事，能够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既能教育小孩，又能娱乐大人。但社会治安变好以后，不需要吓唬小孩。反过来，让小孩感受更多的美，更多的善，显得更有价值。而大人可选择的娱乐方式已经太多，时间都不够用了。归根结底是社会的发展改变了治安情况，改变了娱乐方式，使得人的心灵能够保持着柔弱和纯真。

这个解释别开生面。这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有益的启示，那就是再次证明，看待问题一定要辩证地去看，发展地去看，联系地去看——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当下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而我们要做的，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满怀热爱，就如我们知道圣诞老人不会从烟囱里爬进来后，依然会感恩礼物的出现。

需不需要告诉孩子没有圣诞老人的真相？一度众说纷纭。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讨论，什么是真相？有没有真相？以尼采为首的思想家早就进行过充分论证。但生活里充满艰难和不易，这肯定不容置疑。让孩子们从小懂得一些艰难，分辨一些美丑，体验一些冷暖，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不用举例论证。

最怕的是一些人故意美化，编造出虚假美好，让孩子觉得这个世界始终是一片宁静祥和，四季如春，甚至故意虚构真善美，隐去假恶丑，这实在就有“误人子弟”的嫌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