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菡

考量是否应该降低刑责年龄，需要科学、理论的多重研究，需要专业人士和社会各界理性思考，不能被个别未成年恶性案件所左右，舆论面前保持清醒，罪恶面前不忘思考。

来自法治日报官方微博的消息，8月10日，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对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相关民事诉讼案宣判，男孩父母赔偿原告128万多元，并在辽宁省级平面媒体向原告及家人公开赔礼道歉。

2019年10月20日，13岁男孩蔡某杀害了10岁女孩王某，其中的杀人情节表现出与13岁不相称的残忍，引起舆论极大愤慨。

根据我国《刑法》，14周岁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蔡某涉案时只有13岁，大连当地公安机关遂依法对其作出收容教养决定，期限3年。蔡某合法地躲过了刑事处罚。

昨天的判决，让受害者家属得到某种程度的慰藉，但舆论中关于降低刑责年龄的吁求，却未结束。

公众并非因为此案才有这个吁求。近年来，凶手低于14周岁的杀人案屡次出现。今年4月，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一名13岁男孩将堂妹杀害后抛尸。2018年12月初，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泗湖山镇12岁的吴某，因不满母亲管教，持刀将母亲杀死在家中。2018年12月底，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三塘镇学塘村13岁男孩罗某，因向母亲要钱上网未果，锤杀父母。而在更早的2012年4月，依然在湖南衡阳，跟着姑姑生活的肖某，因姑姑管教太严，竟以12岁的低龄，将姑姑和表弟、表妹三人残忍杀害。

这些案件的杀人手段，公众在感情上很难接受，他们关于降低刑责年龄的呼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其中个别凶手案发后竟然声称“你们不能判我死刑，我才13岁，未成年”，其成熟与冷静，让公众的这种吁求更具合理性。事实上，这正是近年来的一种共识：现在的孩子接受的信息多，身体发育好，其心智成熟较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更有预见性和清醒认识，因此降低刑责年龄合情合理。

那么，刑责年龄真的有必要降低吗？或者，基于这样的认识而降低刑责年龄，是否科学、合理？

立法是非常严肃的事，刑法立法尤其如此。因为，民法的基础，始终贯穿着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思想。而刑法涉及国家公权力和个人私权的博弈，必须慎之又慎。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罪刑法定，而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础是民主主义和人权主义。这就涉及刑法的一个重要但并不被公众经常性认识甚至难以理解的目的：保障人权。也就是说，刑法的目的不仅是惩罚犯罪，而且要保障人权，即保护犯罪嫌疑人不被国家公权力滥罚。

理解了这个基础，我们再回到要不要降低刑责年龄的话题。

刑法要不要修改刑责年龄，取决于广泛的民意基础。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有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诚然如是，但法律的这种经验，并非你我主观认识之经验，也非几个罕见的新闻事件冲击造成的主观感性认识造成的经验，而是在经过大量社会调查和数据分析，基于严肃的、客观的，经过学术般缜密的研究之后，将公众理性认识综合后形成的经验，是整个民意的凝结。

因此，仅根据几个案件，就修改涉及全国所有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法律，并不符合科学立法的要求。

何况，公众认为现在的孩子接受信息多、成熟早，在我国也不具有普遍性。毕竟，在不少偏远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这些地区孩子的心智成熟度与发达地区的孩子存在客观差别。因此，以心智成熟早作为理由，降低涉及所有孩子的刑责年龄，并不公平。

惩罚犯罪，本来就问犯罪动机。行为一旦涉及动机，也就必然涉及心智乃至认知的问题。这也是设置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原因。因为，根据“两阶层”犯罪体系理论，任何人犯罪，都是客观违法层面的“犯罪人”，但到了主观有责性方面，则为心智不成熟的人留下“脱罪”空间。心智不成熟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年龄太小。

其实，就社会意义来说，对待犯罪，预防比惩罚更重要。就上述几个案例来说，几乎每个凶手都有家庭教育缺失的原因，有的是父母溺爱纵容，有的是单亲家庭缺少管教，有的是与父母长期分离缺乏亲情和教育。这种肇始于家庭教育缺失的悲剧，不该由全社会来买单，不该通过刑法在末端调整。

因此，考量是否应该降低刑责年龄，需要科学、理论的多重研究，需要专业人士和社会各界理性思考，不能被个别未成年恶性案件所左右，舆论面前保持清醒，罪恶面前不忘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