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来

网络交易的当事人，法律推定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因此，未成年人用巨款打赏主播，父母首先要举证证明打赏的行为系孩子所为。这个证据要被认定，并不容易。

16岁的天津少年小刘，用母亲的身份证在直播平台注册账号，迷上主播后狂刷礼物，仅3个月，就把父亲银行卡里的近160万元刷没了。

遇到这种新闻，线上线下一齐鄙视直播平台不厚道，这次也不例外。不过，通过法庭调解，这笔巨款退回来了。媒体报道了法官的一段话，我觉得很重要，摘抄如下——

法官认为，直播平台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各界共同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直播平台最终退回打赏款，为平息此类纠纷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解决路径。

如果法官是路人甲，这话没毛病。但法官毕竟是司法人员，说出来的话，要有法律含量。

直播平台是社会一分子，当然有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责任，但这是一种泛化的道德责任，无法具体到个案中来维护对方当事人的权益。不然，干吗诉讼？而且，退回打赏款，就是解决此类纠纷的标准路径？简单化了。

舆论喜欢用道德来衡量直播打赏，不习惯用法律。

今年的《民法典》通过后，很多媒体都在讨论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问题，认为《民法典》为孩子们撑了腰。我来泼下冷水。

分析家认为，根据《民法典》，8岁以下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单独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要经监护人的同意或者追认才有效。因此，“熊孩子”打赏主播，只要父母反对，统统可以要回来。

其实，之前的《民法通则》也是这样规定的，《民法典》并无新变化。说《民法典》用这个规定约束了直播平台，too young too simple！

今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这个意见更具体，“熊孩子”打赏主播，只要不合理就能退。

但是，你好好琢磨下，意见的规定，超出《民法典》对民事行为能力规定的范畴了吗？没有。

平日，一旦有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的新闻出来，我们就指责直播平台无良、无社会责任、见钱眼开。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巨额打赏这件事，一定是“熊孩子”干的。但是，我们看到了，法律还没有看到。法律要通过程序，才能看到“肇事者”是不是孩子。这时，我们要抛开道德的眼光，让法律登场。

根据《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下单完毕，合同即成立。举轻以明重，已经完成交易的打赏行为，更是合同无疑了。《电子商务法》还规定，网络交易的当事人，推定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任何给主播打赏的人，法律都首先认为你不是“熊孩子”。

法律这样规定合理吗？当然合理。因为整个民法就是为了保护交易秩序的。如果不这样规定，妈妈买了李佳琦的口红，如果后悔颜色，一定说是孩子干的。

所以，网络交易末端的当事人，是“熊孩子”还是爸妈，要用证据来证明。那么谁来举证呢？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说，老刘要证明打赏这事儿是小刘干的。现实中，固定这样的证据并不容易。

老刘能与直播平台握手言和，是靠法官调解，而不是判决。至于法官说“为平息此类纠纷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解决路径”，也太托大了。

我倒认为，法官不如放下道德思维，严格按照证据定分止争，搞出个法律含量更高的判例来。

对屡屡出现的怪现象，有必要“杀鸡骇猴”以儆效尤，不信你的银行卡还不定制短信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