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科学/文 禹舸/图

出嫁的车队在平原上缓缓而行。华盖之下，盛妆丽人心思莫辨。

此时已是西周中晚期，邓国国君与滍水之畔的应国交好，将女儿嫚毗嫁至应国。随行车队满载器物，各式贵重的青铜礼器上雕刻着精美纹样，有些内部还刻有铭文；随嫁的姊妹衣香鬓影，相伴左右。

车轮滚滚，如同历史的前进，不舍昼夜。

近3000年过去了，当年随嫁的青铜礼器，如邓公簋，跟随主人长眠于应国地下，直到公元1979年。

Ａ

废品收购站内寻回国宝

“邓公簋目前总共发现4件，平顶山博物馆现收藏3件，另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邓公簋的出现是如此激动人心，5月29日，平顶山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清远回想当时，仿若昨天。

1979年12月的一天，一位农民拿着一件铜器来到宝丰县文化馆，说是平顶山郊区薛庄公社北滍大队（现滍阳镇北滍村）砖瓦窑场工人在取土时挖出来的，问能否换些钱。当时薛庄归平顶山管辖，负责文物工作的邓城宝向这名农民讲解了国家的文物政策，告诉他交到平顶山市文物管理部门就能获奖励，并致电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告知此事。

谁也没有预料到，这将成为一个历史性时刻。

当时市文管办只有3个人，分别是耿殿元、张肇武和孙清远。他们等了一天，对方没来。第二天，大家去北滍大队了解情况。大队党支部书记胡小宝让会计卢自乾领着他们在砖瓦窑场的取土岭上转了一圈，确实发现不少墓葬，有些已被破坏。他们在现场搜集到了一些文物，当时砖瓦窑场的屋子里还扔着一些小件青铜器——车马器等。

砖瓦窑场工人说，之前他们也在泥土中发现过古代的铜器和玉器。大家初步推测，滍阳岭很可能与应国贵族墓地有关。他们找到出土铜器的地方，工人说，拿走铜器的人没有回来。

“怎么办？大家直接坐上公交车来到宝丰县文化馆，分析农民可能怕铜器被没收，或许会去废品收购站，就赶到宝丰县废品收购站询问。”孙清远回忆。

果不其然，废品收购站一名工作人员说确有此事，正打算把铜器送往县文化馆，说着拿出一个裹着器具的破麻包，打开来，正是一件古代青铜器。

“按当时每公斤4元的铜收购价格，这件重2.4公斤的铜簋被卖了9.6元。这就是价值连城的邓公簋。”孙清远感慨地说。

Ｂ

发现应国的第一条线索

“大家都特别兴奋，捧着铜簋爱不释手。”孙清远说，由于铜簋锈蚀较严重，他着手进行清理，触摸到底部时发现不是很平。“内部铸有铭文——这是件国宝呀！”刚刚从省里学习回来的他意识到这一点，激动不已。青铜器往往有一字千金之称，铭文异常珍贵，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铸有铭文，就立即晋升到了国宝的档次。

“邓公簋发现后，古文字专家、时任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郝本性对铭文拓片进行了研究，得知铭文中记载着邓国国君将女儿嫁到应国，特意制作此簋作为陪嫁——这可能是西周时期的古应国。”5月26日上午，在新城区滍阳岭的应国墓地发掘现场，平顶山博物馆文物研究馆员娄金山说。

此前，古应国仅见于零星记载的历史文献，方位不明，亦无实物依据，它的历史是一片空白。

“邓公簋是发现古应国的第一条线索。”孙清远说，第一件邓公簋被发现后，市文管办工作人员开始频繁地到滍阳当地砖瓦窑场进行调查并征集文物，给予工人奖励。用这种方式，他们又征集到3件邓公簋及其他一些文物。后来，工作人员又发现了一批应国贵族制作的应氏鼎等祭祀用器，这成为确认古应国贵族墓地的又一个有力佐证。

此后，随着长时期较大规模的钻探、发掘，越来越多的文物重见天日，古应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被一点一滴地拼凑起来，再现于世人面前。

Ｃ

诸侯的生存之道

5月26日上午，新城区滍阳岭应国墓地发掘现场，郁郁葱葱的植被已覆盖了几千年历史的影子。而在平顶山博物馆“应国印象”展厅里，那件揭开平顶山历史厚重一页的邓公簋静静地立在一个陈列柜内。

铜簋口沿饰窃曲纹，腹部瓦纹，圈足径20厘米，高3厘米，饰斜角云纹；圈足下又置3个小扁足，上端饰兽面纹；双耳为兽首衔环；器底外部有明显的方格形铸痕。穿越时光，仿佛能看到几千年前的匠人屏气凝神，在范面上一笔笔雕出这细致精美的纹路。

邓公簋内刻有3行共12字铭文：“邓公乍（作）应嫚毗媵簋其永宝用”。“邓国为嫚姓，毗是女子的私名。铭文意思是说，邓国国君为女儿应嫚毗出嫁至应国而制铜簋，希望她能够永远珍爱地使用——这是一件陪嫁的青铜礼器。”娄金山解释说。

“邓国和应国的地理位置都十分重要。邓国是周王朝的第一道防线，申国是第二道，应国是第三道。”平顶山博物馆馆员巩镭说。应国与邓国、申国都有联姻关系。

应国是周王朝东都——成周之南的屏障之一，承担着艰巨的防御任务：抵御日渐强大的楚国与南淮夷北侵，保卫成周洛邑。邓国是西周时期南土的重要诸侯国之一，都城旧址在今湖北省襄阳市西北十余里处，是沟通南北、连接江淮和巴蜀的重要交通枢纽。事实上，湖北襄阳邓国墓地曾出土两件侯氏为女儿孟姬所作的铜簋，表明应侯也曾将女儿嫁至邓国。

《左传·成公十三年》云：“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

“邓国与应国的政治联姻显示了两国的亲善关系。这种婚姻外交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对当时的土地扩大、文化交流等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娄金山说。

在平顶山博物馆内，所陈列的应姚鼎、应姚簋、应姚盘、侯氏鬲、邓公簋、应申姜鼎等都证实了两周时期，应国与邓、申等诸侯国之间联姻关系的存在。

应申姜鼎有铭文“应申姜作宝鼎，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其中的应申姜就是嫁与应侯的申国姑娘，是应国国君夫人。

“这里有小国君和母亲宴请大臣的场景模拟，是不是说明应国时期有妇人执政的情况？”参观的市民尹先生问。

“商周时期以男性为主导，妇人执政是不合礼制的。但根据出土的铜器铭文，推测在西周晚期的应国，由于新继位的应侯年纪尚小，曾两度出现过应姚等妇人执政的局面，而且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娄金山回答。

巩镭也说，作为小国诸侯，应国国君列鼎数量为五鼎四簋或五鼎六簋，国君夫人则比国君低一个阶次。但应国其中一位应侯夫人墓中出土有五鼎四簋或五鼎六簋，与国君同阶，且能够制作大量礼器。据考证，这位应姚历经三代应国国君，推测有可能在某一阶段执掌朝政。

应申姜拥有制作应国公室重器铜鼎的权力，可能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或曾执政。不过，关于应国时期妇人执政在现有文献中并无记载，也仅仅是一种推测。

“但推测加重了大家对历史的遐想，厚重的历史于是变得生动而鲜活，充满意味。”尹先生颇有兴趣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