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令敏（河南平顶山）

前些天，收到汪朝女士递给我的台历：《2020——汪曾祺百年诞辰·纪念》，不知不觉，汪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3年了，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眼前。有幸认识先生，是我此生最珍贵、最不舍的人间温暖与亲情。

1994年3月，我为报纸副刊约稿，第一次在蒲黄榆的一座塔楼上拜访了汪先生。那是一套三居室没有客厅的旧房子。我在早前的文章中说汪先生一辈子都没有自己的房子是不对的。汪朝女士告诉我，他们家最早在磁器口河伯厂那儿有过房子，是北京市文联分给汪先生的，是一所四合院里的北房，比较宽敞。汪朝三四岁的时候，汪先生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户口也迁走了。夫人施松卿先生就向自己供职的新华社要了一间小房子，几经迁徙，在国会街的一个四合院里，和另外一家合住楼上，两家住对门。卫生间和水房在楼下，公用。汪先生从张家口回到北京，还在那儿住过一段日子。1965年，新华社将甘家口阜城路南1号楼的一套两居室分给了施先生，旧楼没有客厅。直到1983年，施先生才分到了蒲黄榆那套三居室。

1997年，送汪先生走了之后，我在回程的火车上，望着窗外蓝天上飘飘荡荡的流云，一边流泪，一边跟自己说，先生走了，我再也没有心思来京城了……

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只是无法面对心里的空洞。明明说好半个月之后见面的，为什么说走就走了呢？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我不舍的是一种无法替代的、仿若前世今生都生活在那里的心灵故乡。温婉中带着悲凉的斜阳流水，被淡淡的世风吹送，吹过历历大千世界，吹过市井红尘的人物与草木，又清澈，又温暖。可创造它们的人走了！

没想到我儿子大学毕业留在北京，更没想到，他结婚买房，就在甘家口。每次去儿子家小住，心里想着汪先生曾经在这里住过，就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惆怅。在街巷里走，在玉渊潭散步，就想着不定哪个脚印会叠了先生的脚印。去甘家口大厦，想见先生来这里买东西的身影，好像他依然在人群里。记得1996年中秋节，我带着小儿子去虎坊桥拜访汪先生，先生对孩子宠爱有加，拿苹果，剥香蕉，还把小孙女的玩具找出来给他玩。

算起来，我与汪先生只见过几次面，却被他温厚和暖的品性深深吸引。先生个头不高，眼睛大得出奇，一点也不倔强，可以说是温柔和蔼。想是在挤挤挨挨的小房子里住久了，蒲黄榆那套三居室，接待过海内外的多少名人大家，也不曾收拾得井井有条。靠东北角的房间是先生的书房，到处都是随意堆放的书本、杂志和报纸。桌面上挪开一角，小得容不下两个胳膊都放上去，这就是先生写稿、画画的风水宝地。先生一生扛下那么多的磨难与坎坷，依旧是大江大河一钓翁，随遇而安，没有丝毫戾气。聊天聊到有趣处，老人家肩膀一耸，眸光射人，满脸绽开孩童般的笑。我先后跟先生一起吃过三次饭，两次在家里，主食是施先生去街上买回来的。最后一次是去虎坊桥吃牛肉，轮流上来的是从牛的各个部位取下来精工细作的不同美味，盛放在小小的瓷盘里。汪先生用高邮普通话向我介绍，这是哪个地方的，那是哪个地方的，大多我没听懂，只有一句“这是牛的头皮肉”至今音犹在耳。

见到先生之前，我爱读的大多是诗歌，经人推荐，读了《蒲桥集》，也只是随意翻翻，并没有读进去。以至于见到先生的时候，连京剧《沙家浜》中著名的唱段出自先生之手都不知道，闹出了大笑话。

那一晌，先生接受采访，言语间的风趣幽默，和随手拈来、如话家常的中外文学典故，让我暗自惊叹！在这个满目粗粝的俗世上，竟有如此美好的人和如此美好的所在！后来在对汪文的阅读中，得知先生这个人，顺境逆境都是遇见，凡人间世事，在他空阔辽远的胸怀里，尽都成行云流水。

当时，我正困惑于贾平凹先生的提点：“我要说曲令敏若要再写这一类散文，应注意抓住了自己的艺术之‘感’后再要抓住‘觉’。感觉是一个词，其实是两个词，这种觉要建立在对天地自然，对人生的基础上，或渐悟或顿悟。换一句话，要尽力去创造大境界。”

这个大境界，我终于在汪先生的书中找到了。

沉淀在光阴里的文化，流淌在季节里的风土民情，十行八作百能百巧的各色技艺，就像沙漠玫瑰在汪先生的文字里复活。那得是全息式的记忆，方能全足全尾鲜活在简淡如水的文字里。《葡萄月令》，是诗也是画，是在命运扑打之下，发出的天籁之音。《羊舍一夕》，是寒冷中的一星炉火，是人性的淳朴、健康，是光明磊落的美好。有心人能读出文字后面农家孩子不能读书的辛酸，但他们在质朴的劳作中抽枝拔节，快快乐乐地成长，也是那年月不乏温情的现实。《人间草木》中对吃食的描述显现出的是人性中弥足珍贵的温丽与丰茂。汪先生的小说读起来简直就是工笔画，《受戒》《大淖记事》《异秉》《陈小手》等，让人读了还想读，那种遍布民间的劳作，无不散发着诗情与美，如同百年陈酿，饮之沁人心脾。读汪先生的书，最大的好处，是会让一个浮躁的人安静下来，完完全全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让我想起蒋勋那句很有名的话：“美，是回来做自己。”这就是文学的大境界吧。

孙郁在《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一书中曾经说汪先生是“在红尘中得大自在”，他写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如果没有汪曾祺的存在，将大为逊色。我在他那里读出了废名、沈从文以来的文学传统。汉语的个体感觉在他那里精妙地呈现着……”他说得非常中肯。

先生离开我们了吗？先生没有离开我们，先生就在他的文字里，闲来何妨话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