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中国遗体捐献数量太少”的感叹，也总有人强调中国人观念落后。但改变社会认知的主动权，还在相关机构手中。

□李强

2016年4月18日，罹患白血病的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女孩杨家珊去世，按其生前遗愿，其遗体捐献给了成都医学院作医学研究，成为该县遗体捐献第一人。

三年后其父杨正贵按规定想要回骨灰时，却遇到了离奇的尴尬。66岁的杨正贵不识字，委托一位在外打工的亲戚打电话到成都医学院询问，得到的答复是：家属随时可以前往领取，但医学院不负责将骨灰送回。杨家是贫困户，老人一无文化二无路费，要去成都取骨灰的确有不少困难。

事情就这么卡住了，直到媒体介入，成都医学院仍然坚持：“成都医学院是教学科研机构，不具备将骨灰送回筠连老家的能力。”不过，舆论压力之下，最终答应护送杨家珊的遗体回家。

站在人性的角度说，捐献遗体供学院作医学研究，不论对于捐献者，还是对于捐献者家属，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作为医学院应拿出真诚，尊重这些“无言的老师”。捐献者家属“让接受单位送回骨灰，好让女儿入土为安”，流露出的愿望很朴素，要求显然很合理。

对学院来说，尽管有千般理由难满足“送回骨灰”的要求，需要捐献者家属“自行领取”，都抵挡不了这一问：人家把整个身体都献给医学事业了，你还有什么借口？

一所医学院应有必需的人文素养和人道精神。劝募遗体捐献时，一脸诚恳，又是发证书，又是派车接遗体，等到遗体被医学利用完成了，就换一张脸，“没能力送”了，甚至推说国家没明确规定，这只会寒了捐献者的心。

在边远的筠连县，当时女孩杨家珊付出了多么大的勇气才会做出捐遗体的决定，目不识丁的杨家爸爸不知又经过怎样的挣扎，遭遇了多少误解。他们的付出值得医学院为捐献者提供一个体面的归宿。

总有“中国遗体捐献数量太少”的感叹，也总有人强调中国人观念落后。但是，改变社会认知的主动权，还在相关机构手中。在强调仪式感的当下，护送捐献者骨灰回归故里，既让捐献者及其家属获得应有的尊重，又加深人们对遗体捐献的认知，明明是一举多得的事情，为什么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