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重庆万州）

前不久遇见一位从北京回来的往日文友，我们在城后山顶一家山庄吃饭，他得知我还在给报纸写文章后，望着山下万家灯火长叹了一口气说，哎呀，你这个人，或许一辈子就这样写些副刊文章了。

这个文友20多年前是写诗的，后来到外地闯荡，而今是一个写影视剧本的“大咖”，年收入起码有几百万。我明白他对我的惋惜，像我这样一个老古董似的写作者，早就落伍了，甚至觉得可怜。

像文友这样对我抱有遗憾的人，还有我老家的堂叔。早年他在乡间，我常在本地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堂叔便自费订阅了这份报纸，每逢他看见报纸上有我的文章，便拿着报纸到村子里溜达，指着报纸上的文章对村人显摆说，这是我侄儿写的。村子里有一位看古书的老文人，有一天对我堂叔说，在报纸上写那种文章没啥了不起，喊你侄儿写一本像《红楼梦》那样的书出来嘛。堂叔气得胡子乱颤，似乎是受到了刺激，跑到城里来对我下命令，你要向曹雪芹学习，写一本《红楼梦》那样的大书出来。后来堂叔又知道有一本叫《白鹿原》的小说，他干脆就说，你就写一本《马耳坡》！马耳坡是我老家的一座山坡。对我写作满怀希望的堂叔而今已长眠在马耳坡下，我到他坟前祭奠，总感觉愧对他。

我是一个副刊写作者。我蜗居在民间大地上，把那些滴着露水、腾着雾气的文字，投送给报纸副刊，让我的心灵，得以栖息。副刊与我这样的作者的关系，其实和好心人把一个流浪的孩子抱回家，一勺一勺喂水喂饭养育大，是一个道理。所以我对报纸的副刊，充满了感情。

因写作，我人到中年后话越来越少。这一方面是因为简练的副刊文字所带来的性情改变，另一方面发觉以前每天说的话大多重复，喋喋不休的，往往是别人的人生，与自己无太大关系，索性少说。副刊的文字，因版面所限，容不得那么多废话，一般就是千字文。其实说清一件事，表达透一种感情，有时一千字已足够。流传千古的那些古诗文，有些还不到一千字，但传递的思想和感情，让今天那些冗长表达，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也许古人的文字，先是写在龟壳、竹简、羊皮、锦上，后来有了纸张，但成本太高，所以得把话往朴素简单上说，所以古人的文字，才那么凝练有力。

这些年，因为坚持给报纸副刊写作，让我觉得，在那些发表我文字的城市，都出没着我的朋友。我做最低测算，一篇文字有十个人阅读，一年下来，读者就成群了。所以发表我文章的城市，一想起来，就特亲切，凝望着那些城市的地图出神，想象每一个公交车站，每一个宾馆酒家，都有我的读者经过吧。在报纸副刊写作的大军中，我实在是一个幸运的人。一些很有影响的大报，在它们的副刊上都流淌着我的文字，我甚至没给他们打过一个电话。一个编辑对我说，不要说那么多，也不要和我套近乎，你用文字来说话，就够了。

我出差到一些城市，首先就是买几份那些城市的报纸。在每一篇市井新闻里，触摸那些城市人间烟火的气息，鸡飞狗跳的生活，鸡零狗碎的乐趣。而那些报纸的副刊，我要喝一杯茶去阅读，好比我看到夏天那些在山涧、树荫下纳凉的人们，他们要说的东西，往往澄静悠远。一张报纸的名气，在于新闻影响力。而一张报纸的副刊，它是安静的、躺着的、不动声色的，而沉静后的灵魂，往往就是这个形态。有人形容说，副刊是报纸后花园里的私房菜，它像亲人的家常菜一样等着你回家，也是打开家门的密码。

而今，网络碎片化阅读习惯的时代，报纸的副刊版面也大为减少了，而大多人，都没有收藏报纸的习惯。这就注定了报纸的副刊，很快会被拾荒者送到车间回炉化为纸浆，成为再生的纸张。

有一次我去一家老字号理发店，坐在凳子上等，屁股下坐的一张报纸副刊上，就有我写的一篇文字。我突然感觉，那张报纸，像一个弃婴，无人收养。我捡起来，带回了家。

其实像我这样的副刊写作者，写作的过程，就是人生排毒的过程，是我修为人生的一种漫漫求索。我每天从纸上，从网络上打开报纸的副刊版面，像老朋友那样问候一声：你好，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