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0日，经金庸身边工作人员确认，94岁的金庸于当日在香港去世。

金庸，原名查良镛，他被写进对联的14部武侠小说早已成为经典，有华人的地方无人不知郭靖乔峰。除了文学家的头衔，他还是香港报业《明报》的创刊人、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富豪榜排第64的企业家。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文学界、史学界、报刊界对他做何评价，其武侠神坛的地位未曾动摇半分。他总是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衬衫扣子系到最上面的一颗，领带扎紧顶到喉结，标准的国字脸上架一副细框眼镜。他用一支笔，创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江湖。

和笔下的风起云涌相比，他终其一生都没书写过自己。他眼中的自传只有两种：一种全是谎话，一种实话实说。金庸曾回应媒体：“把自己做过的事情都告诉别人，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一事能狂便少年

要成就伟大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

他此生唯一一次独自坐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酒席，是在一次葬礼上。

两个穿白袍的男仆在旁斟酒盛饭。那时他才9岁，不会喝酒，只做样子假装喝半口酒，男仆马上把酒杯斟满。他不好意思多吃菜肴，只做做样子就告辞。回家的路上，他沿着河道乘着舅舅家的大船离开，船夫和男仆相伴左右。

那是1932年的初冬，去世的是舅舅徐申如的儿子、大诗人徐志摩，他在散文集里记录的这一幕发生在金庸的出生地——浙江海宁袁花镇。一叶扁舟从采莲深处漂来，雾气弥漫，伴随丝竹箫管之声，船上的人衣着不华丽但雅致，多半还有一个大神级别的亲戚。这是金庸小说里很多人物出场的画面，也是作者身世的投影。

动荡的乱世里，家乡海宁保持着一份难得的从容与安宁，使他平静地度过飘逸着书香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读书的爱好伴随金庸走过了一生。

公开讲话时，他措辞委婉面面俱到，对世人给予的盛誉总说“不敢当不敢当”。评点他人时，他也客套地说“某某先生的作品也是不错的”。即便李敖骂他“伪善”，他也不太理会，只说：“批评我没有学问，那我是认可的。”

研读金庸多年的知名自媒体人六神磊磊将此类行为总结为“习惯性谦抑”。他觉得老爷子的内心里“其实觉得自己写得特好”。这个评价并不是毫无来由，金庸骨子里的桀骜早在年少时已有踪可循。

1941年9月，还在读高中的金庸在浙江《东南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他的一位好友被训导主任教训，末了训育主任说：“你真是狂得可以！”他在文章里写道：“狂气与少年似乎是不可分离的。固然，这可以大闯乱子，但未始不是某种伟大事业的因素。我要这样武断地说一句：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文章的题目就叫《一事能狂便少年》，提到的这位友人不知是真有其人，还是他改编了自己的经历。因为一年多前，他本人刚刚因为在高中壁报上写了一篇讽刺训导主任的文章而遭到开除，不得不换到另一所高中。

副刊时任主编陈向平想把文章发在头条，并乘出差之便来看了这个署名为“查理”的作者。令他意外的是，“查理”只是一个高二学生，虽然瘦骨嶙峋，却“颇有学者风度”。

“查理”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毕业后，他考到重庆一所大学念外交系，但由于大胆直言再次被开除。他曾在鲁豫的访谈里提到：“我的性格自由散漫，当外交官纪律比普通人要严得多，有外交部的朋友跟我说，你这个个性，明天进来后天就被开除了。”

于是，命运把他带进了人生的另一

个方向。

“金庸”出世仗剑走香江

用小说记录人间苦难，讽喻时局之殇

1955年是32岁的查良镛进入香港《大公报》工作的第七年。一天，副刊《新晚报》的时任主编罗孚找他，说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快连载完了，还没有想好下一部写什么，“小查，只有你顶上了。”

作为梁羽生的粉丝，每期小说他都看，可自己从未写过。发稿的日子到了，编辑派一个老工友上门，到他家里等稿子，并催他当夜九点无论如何要写出一千字，否则第二天报上就有一块空白。他看着老工友，来了灵感，就从塞外古道上一个老者写起：“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

这就是小说《书剑恩仇录》的开头，也是金庸武侠神话的开始。故事里，故乡的海宁潮如万马奔腾滚滚而来，风度翩翩的陈家洛让人仿佛看见了徐志摩，而陈母“徐惠禄”的名字和金庸母亲“徐禄”只差一字，乾隆扑朔迷离的身世也来自幼时乡亲七嘴八舌的传说。署名时，他把名字最后的一个“镛”字一分为二，写上：金庸。自此，金庸横空出世。

1959年，他离开《大公报》，和昔日同学沈宝新一起创办了《明报》。他回忆初创时压力很大，每天一睁眼，就欠两千字的稿子，小说和社论各占一半。“我的写稿速度是很慢的。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人们如痴如醉追看的小说，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副业”。他的主业是办报纸。

33年间，金庸亲笔撰写了社评七千多篇。上世纪六十年代政治动荡，主打武侠小说的《明报》严肃起来，金庸在社评中提出“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不再提“美丽、活泼”。他持续在公众面前发声，有人甚至放话：要消灭5个香港人，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

问世间情为何物

书中“直教人生死相许”，现实好难

《明报》初创时，每天晚上约10点到11点，排字房副领班翁荣芝来敲门，大喊：“你的‘肠粉’搞掂未？”这时，金庸才开始下笔，写社评。稿件到排字房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就像剪肠粉。

这是金庸最艰苦的3年。报纸每天发行不到六千份，报社也经常发不出工资。一位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两个人喝。”这个“查太”是金庸的第二任妻子朱玫。离开编辑部时，通常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从中环到尖沙咀的“天星小轮”渡船早已停航，只好乘另一种“电船仔”，要等齐6个人才能开船。如果即到即开，包租费要3元。“他们夫妇宁愿挨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

香港大学毕业的朱玫比金庸小11岁，是《明报》创刊初期唯一的记者，像黄蓉辅佐郭靖一样，一直给予丈夫事业的支持。之后，她生下4个孩子，陪伴金庸走过20年的婚姻。女作家三毛曾说，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写出了一个人类至今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情”字。作家马伯庸觉得最微妙、最隐晦同时也最让人感叹的，莫过于灭绝师太告诉张无忌，她的师父、郭襄的徒儿叫作风陵师太。风陵渡

口，正是郭襄与杨过初见的地方。

大概，没有人看到这样的情愫不感动。金庸曾在采访中谈到，理想中的爱情，应该是一生只爱一人，如李莫愁惊天一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可面对真实的人生经历，他只说出4个字：但都好难。

1976年，金庸和朱玫离婚。之后，他和第三任妻子林乐怡结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于朱玫，不喜谈及私事的金庸，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对她的愧疚。除夫妻之情的遗憾之外，这份愧疚里，还有两人的大儿子查传侠的因素。

4个孩子中，他和查传侠相处最多，也最喜欢他。面对央视镜头，他提起这场40多年前的悲剧，仍无法原谅自己。“如果那时我多问他一些，多关心他一些，不致如此。”1976年，得知儿子在美国留学期间自杀身亡后，金庸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里写道：“这部书情感的重点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

这是他人生最绝望最伤心的一刻。

1992年2月，《明报》准备转移股权。在众多人选中，他选择了出价不是最高的于品海。除了继承报业和商业因素之外，他也在公开场合承认，33岁的于品海，眉宇间确有几分神似查传侠，“潜意识里觉得他亲近吧”。

他多次说，《明报》是他毕生的事业和荣誉，是他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如果和于先生年纪一样大，我绝对不会退下，给我十倍价钱也不会出售股权。”

翻看旧照片时，看到有些旧同事已经去世，他动情掉泪。六七岁时，他看着在花间双双飞舞的蝴蝶，听家人讲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第一次知道世间有哀伤和不幸。

90年过去了，面对感情，他终难给出答案。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做不到财产名利全不要

晚年的金庸，人生的切肤之痛逐渐远去。

《明报》卖掉之后的25年，他跟时代之间已没有多少互动。即便是乘飞机在两岸三地跑来跑去，出席各种“论剑”的学术活动与讲座，也不可避免地被指责“呈现大众看明星的娱乐化倾向，失去学术交流的本来意义”。

进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担任院长一事，被学者诟病。退休的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对媒体说，当初浙大给金庸评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时候，他曾参加过由历史系老师组成的基层评议。“别人都是3本著作和若干论文厚厚一叠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张空白表格，上面写着‘查良镛’三个字。”

有不少人觉得，晚年的金庸孜孜不倦地四处奔走是追求声名，其中包括杭州作家傅国涌。他是《金庸传》的作者，尽管这本书金庸自己不承认，“这个人我不认识，也没采访过我。”

有人曾经问他，人生应如何度过？老先生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他在江湖中的过瘾，到现实中难以做到知行合一，但金庸仍不失坦诚。“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

他提过，当初来香港时两手空空，和太太（杜冶芬）离婚后无牵无挂，“如果办不好报纸，大不了两手空空再回去，重新来过。”那份潇洒犹在。茶余饭后，佛经和书桌成为他的精神慰藉。

如果在他的小说中选一个角色，他说愿做《天龙八部》中的段誉，“他身上没有以势压人的霸道，总给人留有余地。”

生死乃世间常事。金庸大侠，就此别过。（陶若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