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

金庸先生一去，顿感江湖寥落。

消息甫一传出，悼念、感怀、回顾的信息，在互联网上铺天盖地地涌来。金庸曾为自己拟了一个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他写过十几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多达几亿的读者，持续数十年的辐射，在中文世界，金庸先生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汉语词汇，影响了思维方式，雕刻了文化认知。

金庸最为人熟知的是他的武侠小说，然而这远不足以笼盖他生命的厚度与多面。武侠之外的金庸，同样值得外界深度回望。其中，他有一个重要身份即是评论员。

1959年，金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在香港合资创办《明报》。此时金庸先生36岁，南下香港第十一年。《明报》起步并不顺利，第一天仅印了8000份，还没有卖完。尽管不断更改副刊内容，改变新闻路线，金庸更是抱病撰写《神雕侠侣》，但《明报》还是一步步滑向“声色犬马”的小报，处境艰难。

随着香江两岸的局势发生变化，金庸开始大力写作社评。金庸的这些社评，透着对时事的深度观察，对历史的穿透思考，获得巨大关注。也正是凭借社论，《明报》从一份市民小报，一跃而升为知识分子报纸，成为香港报业的一面旗帜。从《明报》创刊到1992年控股权转移，33年间，金庸亲笔撰写的社评有7000多篇。这些评论，在香江两岸，从民间到官方，均有或如应斯响或深邃悠长的影响。

倘若抛开评论员的侧面，恐怕会影响我们认识金庸，也会影响我们认识他的武侠小说。评论，正是金庸的文人笔与士大夫情结最为直接的呈现方式，一个知识分子对民族对历史的关照，在评论中以最直截了当的形式书写出来。

金庸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娱乐上的体验、文化上的滋养，更是一种观察民族命运与知识分子情怀的视角。从金庸先生早年的行迹即可知一介书生在历史变局中的颠沛：海宁-嘉兴-丽水-衢州-重庆-上海-香港，这其中，贯穿的历史脉络，是日寇入侵、全国解放、两地隔绝。唯有将金庸置于这片历史幕布下，方能理解他一生行止与心系所在，理解他在香港回归之际的多方奔走与高声疾呼；方能理解为什么在他的武侠小说里，能看到包容万有、似曾相识的历史意蕴与文化厚度。他实在是站在大历史的角度去看待江湖恩怨、悲欢离合，带着对现实世界的思量在创作。

评论员这一职业，既有语动天下的痛快，也有人微言轻的无力，不变的是对他者之事、对他方之土的深切关注，对天地公理、基本常识的笃定与执着。理解金庸先生及其作品，绝不能忽视这一视角。在先生去世之时，也应当借对他人生履历的梳理，再次重温心怀天下的理想主义光辉。

有人曾经问金庸先生，人生应如何度过？他回答道：“大闹一场，悄然离去。”从金庸先生的一生我们能体会到，人生的一场“闹”，不该只有热闹，更需要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