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迟来的重担

术，他才知道哪些是可以借鉴的，哪些是不能照搬的。

他还曾为影视配音、配唱，让观众感受到一位演员的超群技艺和深厚的生活积累。

兴趣的背后，是朱旭对生活深深的热爱。朱旭曾说，一位演员要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观察生活、认识生活的习惯，而且还要有一颗纯真的童心。

今年1月6日，朱旭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那天88岁的他戴着帽子、坐着轮椅出现在菊隐剧场，一本凝聚已故妻子宋凤仪晚年心血的新书《老爷子朱旭》，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

蓝天野等一众老友皆来捧场，对于舞台，瘦弱的他表示自己是“人还在，心不死”，蓝天野则回应道：“哪一天朱旭要演戏，我一定陪他。”

其实，对于书名，朱旭开始有些担忧，“我总怕是对读者不尊重，但后来大家说在剧院都爱叫我‘老爷子’，我就想起溥仪两岁时在宫里养着，等着长大后继承皇位。那时宫里的太监就叫他‘老爷子’，这么想我也就接受了这个书名。但我在剧院从没有‘老爷子’的感觉，何德何能劳烦各位。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没做过什么大的错事，不是演员的材料，却因历史的误会做了演员。也怪了，在学校同学演戏总爱找我，好像我的脑门上就写着‘演员’俩字。”

在这个娱乐的时代里，我们如此为一个曝光率极低的老艺术家扼腕痛惜，不仅仅是因为朱旭留下了所难及的作品。其更在于魅力，在于一个老戏骨不用绯闻、不靠流量，而仅仅只是数十年如一日地、用作品来打动观众。（宗和）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9月15日凌晨3时31分发布消息：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艺委会顾问、离休干部朱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9月15日凌晨2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这一次，爱玩、会玩、懂生活，一生没在舞台上失过手的“老爷子”真的走了，硕果仅存的人艺黄金一代塌了半边天。

《洗澡》中那个永远的父亲，《变脸》里那个根植于土地和乡土的男人，《刮痧》中被囿于文化困顿的爷爷，《哗变》里正直坚毅的舰长、《雷雨》里胆小怕事的鲁贵、《甲子园》里的半仙……

这些经典形象的塑造者，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永远离开了他所热爱的舞台。

一生与演戏结缘

出生在沈阳的朱旭，一辈子与演戏结缘。

从华北大学戏剧系毕业的他，直接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三年后开始在人艺担任演员，直到去世。

在这漫长的演艺生涯中，朱旭的表演横跨了舞台、银幕、荧屏，在留下了大量经典作品的同时，其为人的正直与质朴，让他成了无可争议的“德艺双馨”的模范。

朱旭是人艺成立后的第一批话剧演员。1988年，英若诚将普利策获奖话剧《哗变》翻译成了中文，人艺则从美国请来了查尔顿·赫斯顿导演此剧。而朱旭，则是这部戏的绝对主角魁格舰长。

在话剧进行到五分之四的时候，魁格舰长有一段20分钟的独白。他的情绪从慷慨激昂变得低落，从义正辞严变得垂头丧气。其中语气的拿捏和情绪的掌握，异常困难。

在朱旭的表演下，这一大段独白深入人心，并且令人痛彻心扉。观众能从中看到一个坚毅而果敢的舰长是如何在党棍和政治游子的玩弄中一败涂地的。

朱旭的表演无懈可击，而《哗变》这出戏，从此也成为了人艺的保留曲目。十余年之后，《哗变》在人艺重排，朱旭成为了艺术指导的不二人选。

2012年，北京人艺建院六十周年，82岁的朱旭还站在了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扮演《甲子园》中的姚半仙，这是他最后一个话剧角色。这个角色亦正亦邪，欢闹深情。

至此，他在自己最爱的舞台上站了整整一个甲子。

而在舞台之外，电影银幕则成为了朱旭的另一片“阵地”。虽然他54岁才初登银幕和荧屏，但对表演熟稔的理解和游刃有余的掌控，让他一登场就成了万众瞩目的“演员”。

和那些被捧上天的“明星”不同，朱旭永远是“活在角色里”的演员。在戏外，他很少露面，即便露面，也是因为角色和作品需要。朱旭的气质、能力，以及生活习惯让他成了这一批走上流行文化的话剧演员的楷模。

在影视作品中，他往往是不愿离开故土、恪守传统文化的老者，也是一个大爱无言的父亲，更是儒雅的君子，不留言语的长辈。

《洗澡》中独自守着澡堂、照顾傻儿子的父亲；《变脸》中坚守曲艺文化的变脸王；《刮痧》里，遭遇到文化隔阂与法律冲击的爷爷；甚至是《阙里人家》里那个背负着歉疚和悔恨的孔令谭。在朱旭的演绎下，都显得温润如玉，甚至带着三分熟悉。

人们这么评论朱旭的表演：“完全不是在演戏，而是在生活。”

1981年，改革的春风逐渐吹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也吹到了北京人艺的舞台上。这一年，人艺厚积薄发，排演了六出大戏，其中就包括《咸亨酒店》，主角阿Q的扮演者是朱旭。

这是朱旭在北京人艺的第30个年头，年已知命的他迎来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演。在朱旭的履历中，人们总是着眼于更为著名的《哗变》《甲子园》，可朱旭自己，却极为看中这个阿Q。直到晚年，提起《咸亨酒店》的创作过程，他还能滔滔不绝、时哭时笑地讲上个把钟头。

人们在谈及人艺演员的时候，经常会不自觉地把朱旭划到“第二拨”，和谭宗尧、任宝贤、韩善续等并列。这其实委屈了他，朱旭是北京人艺地道的“一代目”，自1952年建院就在剧院任职了，只是前半生一直在跑龙套。人生总算公平，这位大师终于还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迎来了自己的辉煌。严格地说，还应该加上同样老骥伏枥的英若诚和后来“一统天下”的林兆华。他们一起支撑起了北京人艺的第二个黄金年代。

可惜机会毕竟来得太晚了，只十年左右，林连昆在完成了一系列惊世大作之后倒下了。英若诚也在当打之年罹患绝症，而于是之、郑榕、蓝天野等一大批建院元老纷纷退休归隐。在世纪交叠的年代里，朱旭成为北京人艺舞台上唯一一棵老树。

焦菊隐的践行者

说中国话剧，不得不首先说北京人艺。说北京人艺，不得不首先说焦菊隐。这位大导演，创立了北京人艺独特的戏剧美学，开拓了中国特色的表演方法。

这些美学和方法，亦不是与生俱来的。焦先生在这条路上，也是左右试探，不断成长，甚至走了不少弯路。如果说以于是之为代表的“第一代核心”和焦菊隐一起创造并完善了北京人艺学派，那么使其圆熟发展并与时俱进的，就是朱旭等艺术家们。

朱旭的“民族化”已经不是流于形式，而是真正的如臂使指、为我所用了。你听朱旭最为经典的《哗变》七分半大独白，那些台词带有浓重的翻译腔，并不十分口语化。然而朱旭把它说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话，清楚明白，抑扬顿挫。

朱旭曾经和濮存昕说：“演戏不要演戏，要演人；说话不要说词，要说意思。”戏和词总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那些几十上百年前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故事，你非要去“还原”它，那必然是事倍功半的。但是“人”和“意思”是共通的，是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

从“由外而内”到“由内而外”，朱旭先生两句朴素的话，比长篇大论的分析文章更得焦菊隐的三味。

再看《哗变》里“我这一辈子都还没见过这么处心积虑地把谎言捏造，似是而非的流言蜚语凑到一块儿的大杂烩”一句，朱旭先生把它设计成没有断句的“连珠炮”，每演到此必然换来台下干脆的喝彩声。这是什么？这就是京剧的“嘎调”。

你看《屠夫》当中，伯克勒把超长的纳粹旗帜裹在身上，一连三个顽皮的“cosplay”，朱旭把它们处理成微小的定格，这不就是戏曲里的“亮相”？这些小处理增加了表现力，同时给予了观众一次互动抒怀的机会，这如何不是戏曲的潜移默化？甚至，这种戏曲化已经不单单是表演技术层面而言的，它是观演关系的民族化，是欣赏习惯的民族化。

爱玩、会玩、懂生活

生活中的朱旭兴趣广泛，糊涂可爱，下围棋、拉京胡、扎风筝、习书画、画彩蛋、喝茶遛鸟、玩虫逗娃，丝毫没有艺术家的架子。这一点在朱旭爱人宋凤仪的新书《老爷子朱旭》里得到了详尽的记载。

由喜爱到精通，他将爱拉京胡、爱唱戏的技能用于艺术创作。朱旭的京胡师从梅兰芳先生的琴师姜凤山先生，算得上是戏曲的大方家。在话剧《名优之死》中，他操着京胡上阵，技法娴熟，让人叫绝。晚年几次在电视上反串京剧，深得马连良的味儿、劲儿、趣儿，不是浸淫多年，难以那样举重若轻。正是因为稔熟戏曲和话剧两门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