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制度是保护好人、惩罚恶人的风向标，是民意和人身权利的坚定捍卫者。

□金泽刚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2023）》，对未来五年的司法解释工作做出专门部署。其中，《规划》提到，要适时出台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处罚原则和见义勇为相关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鼓励正当防卫。

《规划》直面我国近来出现的热点事件和司法案例，积极回应社会治理对刑事司法提出的新要求，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司法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将指导法律适用的司法解释融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目的在于保证司法活动的人民性和公正性。

换句话说，司法解释既要合乎法律，更要融入民众的情感体验，融入社会对善恶的常识认定，避免出现民意与司法的龃龉。

此次，《规划》强调，要适时出台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鼓励民众面对不法侵害时，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维护自己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这无疑是对近几年来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和全民讨论的“山东于欢案”“昆山于海明案”等热门案件的积极回应。

真理越辩越明，案例越论越深入人心。鲜活的案例有必要与司法解释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热门事件已过，该到了弥补法律疏漏的时候。

早在1979年我国刑法就规定了正当防卫制度。1997年刑法修改时特意增加了规定：面对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时，公民享有“无限防卫权”。

不过，从实践来看，正当防卫制度在我国的司法运行遭遇“滑铁卢”，大多数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被认定为防卫过当，有的甚至被认定为故意或者过失犯罪。

司法机关不愿适用正当防卫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恐怕是认为，正当防卫的条文比较抽象，认定起来好像左也行右也可，为避免激化矛盾，只好进行平衡处理，让最先的侵害人（后来的被防卫受损者）得到适当的安抚。长此以往，刑法第20条沦为“僵尸条款”也就在所难免。

这样的处理方式，虽然在法律层面上行得通，但在社会层面上却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囿于正当防卫的保守运用，使得老实人在面对侵害时不得不畏首畏尾，侧面上助长了一些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最终产生了“合法但却不合民意”的矛盾结果。

因此，尽早研究出台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和处罚原则，对于鼓励司法机关合理认定正当防卫，打消那些先侵害他人后因他人防卫而成为所谓“被害人”的家属的法律依赖，都具有重要意义。

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定具体标准，赋予受侵害者以充分的、无后顾之忧的防卫权利，也是刑法的严正表态：正当防卫制度是保护好人、惩罚恶人的风向标，是民意和人身权利的坚定捍卫者。